国家两重性学说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摘  要：国家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本文梳理了国家两重性学说发展的过程。十月革命后，布哈林在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中，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的两重性问题。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财政学家通过讨论财政两重性触及了国家两重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林岗等人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这一问题，指出国家两重性既造成了国家的非政治化，也造成了国家经济行为的政治化。近年来，相关研究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々经济制度，探讨」了国家两重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国家两重性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现代市场经济的方法←论前提。

    关键词：国家两重性；历史唯物主义；财政两重性；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  者：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出  处：《中国√经济问题》2022年第3期

国家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①

本文大致梳理了国家两重性学说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后，布哈林在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中，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两重性的问ξ　题，认为这一问题对ξ　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关键意义。20世纪50—60年代，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国内马克思主义↑财政学家围绕社会主义财政究竟属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开展了讨论，通过■财政两重性问题触及了国家两重性。改革初期，以侯■梦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财政学家将财政学与社会主义政卐治经济学相联系，分析的矛头进一步指向财政两重性背后的国家两重性。这一时期，林岗(198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推进了对国家两重性的分╲析，指出伴随国家两重性的出现，造成了国家的非政治化和国家经济行为的政治化这一矛盾。国家两重性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在其早期著述中，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习近平，2001)，以此发展了国家两重性学说。近年来，相关研究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探讨了国家两重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国家两重性学说◇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作出批判性反思，重新●阐释经济和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本文为此介绍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著名人类学︻家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强调了这一重构的重要意义。本文结论里提出，国家两重性学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

一、国家两重性的提出: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是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后，即▓在十月革命后才被认识到的。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　力的总量。”(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a)在?反杜林论?里，恩格斯也提出:“无产阶级将卐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和恩□　格斯，1995b)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确认国家因此就具有上述两重性，相反，恩格斯认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b)在?国家◣与革命?里，列Ψ 宁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

国家两重性学说，最早出现♀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哈林(Nikolai I. Bukharin)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Preobrazhensky)的争论。1926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出版了?新经济学?一书，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84)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积累，后者指的是利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内部创造的剩余进行积累，此时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和经济基础，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依靠来源于国营经济外部的剩余进行积累，为此要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牺牲非国营经济的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开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是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前提的↘阶段。

为了阐述其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84)在书中还专▲门介绍了他所采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他提出，第一，“为了科学地研究苏维埃经济，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必须抽象掉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以及它的具体经济政策，而专门单纯分析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方面的发展趋势。”第二，鉴于“国家机关作为政治组织是∏与领导国家经济的机关溶合在一起的”，“纯政治性因素也对国家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因而可以在研究的下一个阶段考察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对立关系，即私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反抗时，同时分析纯政治因素的作用。在这里，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见解，他是遵循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在一定的研究阶段上将经济和政治▽分开”，先从作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出发着手分析，最终说明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合力。或者用他的话说:“社会的政治组织同其一部分经济『组织的溶合丝毫也不妨碍个别地分『析两者的不同∞职能，把政治同经济因素分开，而把经济活动作∞为基础。”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见解引发了布哈林的激烈批评。双方论战的内容㊣　较为广泛，涉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本身、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以及苏维埃经济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双方围绕无产阶级专政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展开了意义深远的争论。布哈林(1983)提出:“我们的国家经济机构，是苏维埃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它完全包括在‘基础’之中。”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包含着经济”。在此ζ　意义上，将经济和政治分开，必然→会忽略“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独特性”。基于这一认识，布哈林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摘其先抽象掉国家政策或政▓治，将支配国有部门的经济▓规律作为纯粹的经济规律来看待，在方法上是完♀全错误的。

在针对布哈林的抗辩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试图求助于马克思。他提出，在?资本论?手稿里，马克思也曾计划考察国家(?六册计划?里设有△国家册)，但马克思是在研究了“本来意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后才考察国家的，在分析苏维埃经济时，也应该像马克思那样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84),。布哈林(1983)批评了这一观点，强调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他认为，第一，马克思所分析的“古典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上具有如下特点，其经营主体不直接包▼括在国家的政权机构中，国家决不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而只是作为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服务，整个经济Ψ的规律性也只是在自发性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第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布哈林称之为金融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辛迪加、托拉斯等等)的发展意味着合理性≡的某种增长，但是，它们依然不包括在国家政权体系内，是社会经济基础中的组织形式。②第三，在苏维埃经济中，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典型特点，“首先具体表现在无产阶级对工业的管理上，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的领导上。国家机关中的经济机构，是我们特殊基础的上层组织，撇开它们，抽象掉它们，意味着撇开‘新经济’的基本特征，这种抽象，事实上正〗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布哈林还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国家在其最初出现︽时，是由基础分化而⊙成长起来的；在国家即将消亡时，它又“没入基础之ζ　中”“溶合在基础之中”。“上层建筑和基础的这∮种直接的融合，国家职能㊣在初期空前地加强了，这是过渡时期的特点。但是，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这种情况却是作为特殊上层建筑范畴的国家本身死亡的前提条件。‘基础’生育‘上层建筑’但又消灭上〓层建筑，就像赫洛诺斯生育和消灭自己的【孩子一样。”

布哈林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种新型关系视为革命后社会的重要特征，主张经济分析方法应该反映这种新变化，是完全正确的。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株守?资本论?的方法，并不足以胜任分析苏维埃经济的任务。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们首度∩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具有两重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后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Virlyn W.Bruse)曾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里就写道:“通过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中必须¤包含国家的政治规定这〒件事情，我所要指出的仅仅是:在社会主义下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不理◢解这种真正辩证法的统一的性质，就不可能对社会主义体制中所看到的种种过程，特别是——而这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经济过程做出较深入的分析。”(布鲁斯，1981)

然而，革命后社会在结构上所呈现的新特点，也意味着◢以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为前提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第二国际以来长期流行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③，难以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布哈林虽然认识到国家两重ぷ性问题，却没能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开展批判性反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新的诠释，从而在提出问题后◣又把问题遗留了下来。数十年后，譬如☆在布鲁斯那里，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他写道:“根据传统所接受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基础’，另一方面是‘上层建筑’，从而‘归根结蒂’被认为是决定的因素与被决定╳的因素——就社会主义而╳言，是需要做根本修正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做动态考察时——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古老的概念越来越不适当了。”(布鲁斯，1981)在本文第卐四节，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二、从财政两重性到国家两重性: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初期中国学者的讨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两重性问题是与财政两重性，即财政既是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对国家↓两重性的考察通过财政两重性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开始了对财政两重性问题的思考。1951年，东北计划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计划经济论文∩选?，其中载有苏联学者∩加千克的著作?苏联财政制度的特点与优越性?，提出社会主义国家①的财政不仅动员资金满ω足全国性需要，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分配和再※分配收入，“它是在生产过程的内在成分”，因此财※政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经济基础(陈明鑑，1952)。1955年，在给中国学者讲授财政♂学时，苏联专家毕尔(A.M.Burman)认为，社会主义财政之中为生产服务的部分——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属于基础，为上层建筑服务的部分——全国性财政或国家预算——属于上层建∞筑，并强调这是斯大林的观点(阿·米·毕尔曼，1955)。

在发表于1957年的一篇论文里，我国学者周伯棣试图突破苏联理论界的这种观点，他将国家预算视为经济基础，进而提出社会主◤义财政不属于上层建筑而全然归于基础。首先，针对№国家预算的作用，周柏棣(1957)指出:“在№国家手中，集中着十分之九的生产↘资金，因此他可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国家预算为经济关系的▅制度，通过预算，分配与再分配着国民收入。国家预算由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且为发展社会经济所必要。国家预算是基本★的财政制度，它骨肉♂相连于经济制度。因此自得进入于客观的经济范畴。”其次，他提出，财政作为经济范畴是基础的一部分:“财政既通过企业参加生产与流浦，又直⊙接参加分配，而其主要部分则为实现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结果，确定生产关系，也就是确定经济制度。故财政为经济之特殊形态，也是基础之特殊表现。财政制度宁可说是经济制度之重要部分。”第三，他还将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卐相比较，强调了两者〇间的联系，认为政治经济学侧重生产关系研究，财政侧重货币关系研究，并将财政称作“特种的政▽治经济学”④。

这种将◣国家预算和财政全部归于基础的说法在当时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彭明朗和周继武等人坚持国家※预算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认为斯大林对财政Ψ 两重性的界定是正确的(李志劲，1958)。在笔者看来，这些批评有其合理的①一面，但问题是，国家预算通过财政分配与国营企业再生产之间建立了深刻的直接联系(周柏棣论↘及这一点)，这种联系事实上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准此，合理的结论似乎是，国家预算也有两重性，既属于上层建筑，同时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经过“文革”时期的沉寂，有关财政两重性的讨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赓续和深化。1981年，在与黄达等人合著的著作里，侯梦蟾就社会主义财政的特点做了如下总结:“不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质上↑说，财政就是国家维持↑其存在而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占有:从再生产过程中取走社会产品而不再投回再ω　生产过程。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就其∑主导方面来说，财政一直是再生产的外部条件而不构成∑再生产的内部因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财政则出现了新的内容。由于国家不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同时还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来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所以财㊣　政分配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即远远超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需要而成为再生产过程中资金分配的有机构成环节。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把解释私有制社会财政的论点简单用来套在已产生新内容的社会主⌒义财政的身上，而是ξ应该根据社会主义财政的新内容来阐释财政与国家的联系所出现的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黄达等，1981)

在这里，侯梦蟾明确了社会主义财政的两重性质:一方面，财政是从国家作为上层建筑△而派生的对社会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另一方面，财政植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之中，成为其间的」内在环节。侯梦蟾借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循环公式，即Ｇ－Ｗ···P···W′ － Ｇ′，通过比较社会主义财政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财政的差异，形象地描绘○了前述观点(黄达等，1981)。

图１表达了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为典型的资本主义财政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关系。资本←主义企业部门创造的利润分为两部分，其中ｇ１为税后利润，ｗ１表示追加生产资料，ｗ２表示消费品；ｇ２表示被财政分配的部分。财政分配的ｇ２来自剩余产品ｗ，这意味着，财政分配基于再生产过程；但ｇ２用于ｗ２，财政分配脱离了再生产过程。

图２描绘了计划经济中社会主义财政与社会总资金循环的关系。其中财●政分配的ｇ２也来自剩余产品ｗ，即基于◤再生产过程，但ｇ２有相∑　当一部分用于购买ｗ１，即成为企业的ζ　投资，这一点使得财政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环节。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初期，财政分配作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制度条件，制约着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向，同时也制约着消费。如侯梦■蟾指出的，财政分配在确定积累和消费以及积累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上有决定作用。具体而言，这主要是因为，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剩余产品，大部分是通过财政来分配的，这部分产品在国民收入中占重要地位，这样一来，财政支出对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自然就有决定性作用(黄达等，1981)。

在传统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财政分配掌握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决定〒权，这一特点是由整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侯梦蟾提『出，财政分配的范围取决于所有制或经济结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纯收入可以大部分纳入财政分配，其基本折旧基々金也可以纳入财政分配，对集体所有制就不能这样要求，这样一来，财政收支的规＠模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受□制于所有制或经济结构的情况。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全民所有制在经济中的比例越大，财政收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越大；非¤全民所有制在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财政收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则会相应减少(黄达等，1981)。

财政分配掌握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决定权，以及财政分配的范围取决于所有制或经济结构，意味着在计划经济时期或改革之初，财政体制事实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总体的内在环节。财政分配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其不再是单纯的财政学问题，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财政的这种特点还意味着，在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在改革开放之初，财◥政体制的变革居于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位①置。侯梦蟾就此ㄨ写道:“就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本身来说，它绝非一种已︽经彻底完善的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它的身上仍然存在。因而在这个领域内也仍然要经常不断地、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ξ　的方面。这∮就决定了财政分配的管理体制和具体制度也必须随着改进。”(黄达等，1981)

财政的两重性，即一方面服务☉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本■身，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环节，这事实上是由国家自身的两重性派生而来的。林岗(1987)深入考察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从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和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社会产品的占有具有本质区别这一正确的前提出发，彻底的推论应当是将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和公♀共行政权力与创造财富的一切》经济单位的财政关系，同国家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占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关系，严格地分离开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除了具有上述传统的上层建筑◥职能之外，还具有了崭新的◥、作为经济基础组成部分◣和生产关系内在环节的◣职能。”在林岗看来，国家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和生产关系的内ㄨ在环节，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上。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通过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并不可避免∴地具有国有所有制的形式。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再只是提供社会再生产的一般外部条件，而是担负其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决定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其他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职能。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不再≡仅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不再仅ぷ仅是充当亚当·斯密笔下的那种公共秩序的‘守夜人’的角色，而是直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成为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一个内在环节。”(林岗，1987)⑤

重要的是，林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两重性的出现，还造成了国家的非政治化与国家的经济行为政治化之间的矛盾↘。他写道:“从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全体▓社会成员联合关系的有╳形组织、作为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一个内在环节，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已经具有‘公团’或‘公社’的性质这个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非♂国家化或非政治化的。如果我们遵从大多数人的习惯，仍然把这种非国家的国家或非政治的国家称作政治组织，那么‘政治’一词在这里已经从阶级对阶级的关系，回复到了其字源学上最一般的含义:‘管理众人之事’。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一个内在环节的国家所管理的众人之事〗，就是统一支配和调节全部社会生产。”(林岗，1987)

然而，与国家的这种非政治化╲趋势相对应，作为全民所有制内在环节的国家，其经济行为同时还有政治化的特点。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全部生产的统一支配和调节，决不只是‘对物的》管理’，甚至主要》不是‘对物的管理’，而是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其意义完全可以用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著名论点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从这个角度观察，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全部生产的统一支配和调节不能不Ψ 是一种政治行为”(林岗，1987),。林岗还提出，既然作为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内在环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行为是政治化的，那么这种行为必然要通过相应的政治结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完成。只有通过适当的政治制度所包含的民主程序，各种利益冲突才能得到协调，社会全体成员的整体利益或集体偏好才能获得充分表达和实现。他认为:“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程度，是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发展程度，即全民所有制的‘全民性’发展程度的标志⌒　。”(林岗，1987)至此，林岗不仅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　政治经济化，即国家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而且考察了经济政→治化的问题，即作为全民所有制内在环节的国↑家，其经济行为具有政治属性，从而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具有★相互转化、相互“嵌入”的特点。

三、国家两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家两重性不仅是改革以前计划经▓济的特点，也是改革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尽管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两者肯定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也是相互嵌入】、相互转化的。早在2001年，习近平同志对此问题就有深刻的认识，他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以此发展了国家两重性的学说(习近平，2001)。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构成中，每一项都带有二元特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ξ配和按要素分配、有为政ζ府和有效市场。这种二元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节者既有市场价格机▽制，也有国家经※济治理，是这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机结合。正是通过这种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中，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国有制，主要是对土地、主要金融机〖构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国有制。⑥ 张宇(2016)在其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这个概念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国家在此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国家通常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产物，是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政治上层建筑；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中的国家则是一个︾经济概念，是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制的主体，是从事物质生产的对物进行管理的机构，而不是政权机关”。他还提出，作为所有制主体的管理机ζ　构，如国有资产管理部ζ　门、计划部门、财政部门、中央银行、全国性公司等，都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内部，拥有特定的经济权力，代表特定的经济利益，“是生产的当事人和‘人格化’的生产关系”。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使其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张宇(2016)就此提出:“无论存在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只要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国家作为□　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需要并且能够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合理地配置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里，张宇正确地区分了◥国家的两种作用:一方面，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国家还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标发挥着作用。

笔者曾将上述这两种作用分别称作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和内生性作用，将这两种作用结合界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经济治理(孟捷，2018，孟捷，2020ａ；孟捷，2021)。然而，张宇的片面之处在于，他在强调国家的外生性作用的同时，刻意淡化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忽略了以马克思主义市场失灵理论为前提、建构一个内生性作用理论的重要性。此外，他在界定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时，直接沿用了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没有考虑到这些刻画国家经济行为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转化为新的〓规律形态。

国家两▂重性学说虽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一学说并未将党的◤经济作用考虑在ㄨ内，没有提出党自身的两重性问题。笔者近年来提出，由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领︽导制度，党必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并与国↑家一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孟捷，2020b，孟捷，2021；孟捷和陈【龙，2022)。例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中，党的领导也是其中的内在环节，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他还提出:“在决策程序上，要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习近平，201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两重∏性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即形成了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当事人的竞争性地方政∩府。笔者曾提∩出，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间财政－经济关系的调整，是一种生产关系变革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分税制、行政分权和土地制度的演变，一方面造成央地之间剩余占有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还将地方政府塑造为具有独特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经济当事人。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兴起鲜明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政治权力、政治关系承担着生产关系的功能，并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

中国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和“土地财政”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作为金融资产的属性，将全社会储蓄吸引到不断增殖的房地产市场上来，使这㊣　些储蓄转化为具有“制度－垄断租金”性质的土地出让◥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时将这一租金投资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营◥建环境，并与企业的固定№资本形成和生产率进步相ぷ互促进，造成了中国经济特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双重结构”。土地财▆政事实上是将全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特殊制度形式。中国地方政府作为上述“制度－垄断租金”的生产性分配者和使☆用者，与企业间的竞争相结合，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孟捷和吴丰华，2020)。

四、国家两重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

正如前文第一节指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具有两重性，客观上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流行版本即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作出批判性反思，进而提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再诠释。这一反思和█诠释的要点，是对【经济和政治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即经济是一类制度，政治是另一类制度)给予断然拒绝。将经济和政治划分为全然不╲同的两个制度领╲域，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一贯理念。这一理念影响到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那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正是以经济和政』治在制度上的严格界分为前提的。不抛弃这种简单而片面的认识，就不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架构内接纳国家两重性的思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就缺少一个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转变?(或译?巨变?)等著作中，对自由ㄨ主义和囿于经济决定论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同时发起了批判，这一批判直指政治和经济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这一弊端。波兰尼的这一批判，在当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70-8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人类学家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对波兰尼的批判提出了一个回应，同时试≡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⑦戈德利耶结合其人类学研↑究提出，经济和政治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事实⌒　上只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形成后才有的观念。在人类既往的各种社会№形态中，诸如宗教、国家、血族等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只要承载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就可以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同一制度依据其担负的具体功能，既可能是上层建筑，也可能是经济№基础。用他的话来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并不是不同制度间的区别，要而言之，这种区别毋宁是制度的不同功能之间的区别”(Godelier，1978)。“下层建筑(infrastructure，或译下部构造,在戈德利耶那里同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而不完全等同于通常使用的经济基础概念——作者按)和上层建筑的区别既不是层次或要素∮间的区别,也不是制度间的〖区别——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显得像是这样。就其要旨而言，这一区别是功能之间的区别。下层建筑的首要卐性这一因果概念归根结底卐指的是，存在一个功能的等级，而不√是制度的等级。一个√社会既没有顶端，也没有底『部，社会不是由各个叠加的层次组成的系统。社会▽是由人的各种关系组成的系统，并依据其功能的性质划分为等级，这些功能决定着人的某一种活动对社会再生产所产生的影响。”(Godelier，1986)

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颠覆了经济决定论赖以立论的前提，为本文讨论的国家两重性学说奠定了方法论根基。经济决定论需要一个在定义上与上层建筑完全无涉的经济结构。从戈德利耶的立场来看，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经济结构一般而言并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属于特例。而且，由于政治、法律、宗教※等各种制度型式都可能成为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变动不居的。戈德利耶的见解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当代德国思∑　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为例，他写道:“我乐意承认，我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Ｍ.戈德利耶那里学到了某些东西。他们对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作了新的透↑彻考虑，并且把这种关系概念化。”(哈贝马斯，2000)

戈德利耶的上述尝试，在卡尔·波兰尼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作了一次成功的综合，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马克思主义架构内富有成效地汲取了波兰尼的思想。在波兰尼(2007)看来，一个自我调节、自主的经济领域在近代史上的崛起，伴随着他所谓的“脱嵌”的过程。这指的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从来不是独立的，而是“嵌入”政治、宗教、伦理等各种其他制度。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经济从这⊙些制度环境中摆脱出来，发展为一个可达成秩序、并符合公共利益的特殊领域。然而，波兰尼同时指出，这一“脱嵌”的卐过程从其趋势上看其实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脱嵌”是以一系列他所谓“虚构商品”的出现为前提的，而这些虚构ξ商品(劳动力、土地、货币)会带来社会解体ξ的风险，最终酿就危机、战卐争和革命这些危及资本主义的巨变。

戈德利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借鉴、诠释和发展了波兰尼的思想。从戈德利耶的角度看，所谓“嵌入”这一原本属于隐喻的范畴，可以理解为社会生产领域之外的某种制度型式具体地担负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归属或产品的分配，从而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最初造成了“脱嵌”。但在特定阶段后，“嵌入”又重新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凯恩斯(John M. Keynes)第一个提出，资本主义的产品市场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痼Ψ 疾，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应对这一问题，国家为此必须♀担负起投资的责任。他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我对ㄨ仅仅用货币政策来控制利息率的成功程度，现在有▂些怀疑。我希望看到的是……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凯恩斯，1999)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评论凯恩斯的这些见解◤时指出，在这里,“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种经济结构,并且必须凭借成为一种结构而变成生产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所有经济活动负责的中心.这是前进了一大步”(奈格里,2020)。⑧在此意义上，凯恩斯事实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所能企及的巅峰，因为再往前一步，就是走向社会主义。这也是凯恩斯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再遭到新自由主义批判并被遗弃的原因▓。

五、结语

国家两重性学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不仅是理解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且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从国家两重性学⊙说出发，要求我们对于如下流行命题，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国家(政府)的作用达成更为辩证的理解。在这一命▼题里，市々场和国家的关系不应被理解为在制度上截然两分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相反，市场和国家是彼此嵌入、相互融合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决不排斥国家作为市场机制的内在主体所发挥的作用，反而是以之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不能脱离市场价格机制，而要善于利用这一机制。

笔者曾在国家两重性学说的基础上，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及与之对应∞的经济学理论区分为三种类型(孟捷，2016；孟捷，2020a)。第一种类型，或市场①经济↘１.０，对应于19世纪以英国为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斯密以来的传统自由ぷ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映◥。第二种类型，或市场经济２.０，对应于“二战”结束后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凯恩斯主义是这一市场经济类型在理论上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第三种类型，即市场经济３.０，其理论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上述类型学界分所依据的是如下两个标准:第一，根据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的关系来作界分。作为市场经济１.０的理论反映，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和政治是全然不同的两类制度，经济运行㊣只受“看不【见的手”调节，国家不应发挥实质性的干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２.０和３.０中，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生产关系功能，从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第二，根据不同市场经济类型中经济当事人的种【类来作界分。在市场经济１.０当中，私人企业被视作唯一的》经济当事人，故可称为“一维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２.０中，除了私人◥企业，还有担负起投资责任、开展宏观需求管理的国家，故可称作“二维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３.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一方面，国家的经济作用远远超出凯恩斯主义所构想的可能性范围，另一方面，形成了由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三维主体构成的“三维市场经济”。⑨“三维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３.０，根本不同于市场经○济１.０，与市场经济２.０相比也有重←大差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创造。

注释：

① 本文所⌒　指的国家两重性，不同于国家在其管理职能上的多元性。国家自其︼诞生起，就具有政治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外的经济职能(如提供社会生产的一般条件)，但这种意义上的职能多元性↓，与本文界定的国家两重性迥然不同↓。

②凯恩斯主义流行后，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也成了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参见后文的评论。 

③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版本在斯大林时代又得以流行，并通过相关教科书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批判，参见孟捷，2016:?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④ 邓子基也主张财政只属于经济基础，与周柏棣不同的是，他不仅将⊙社会主义财政归于经济基础，而且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及以前各■社会形态的财政均视为基础，其理由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各社会形态的财政还是社会主义财政，无论前者只参加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所形成的派生的分配关系，都是一种分〖配关系。既然如此，财政这一分配关系自╱然从属于有关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而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 邓子基，1962:?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中国经济问题?第11期；该文收入邓子基，2007:?邓子基文选?第1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邓子基这种将任何一种再分配都视为生产关系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⑤ 同一时期张宇也表达了类似见解。张宇，1987:?社会主义国家的二重性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哲学研究?第2期。

⑥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实施土¤地公有，地租用于公共支出；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将信贷♂集中在自己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资料，以及将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3-294页。

⑦ 对戈德利耶相关思想的评述，可参见孟捷，2016:?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9-83页。

⑧ 我国学者仇启华也曾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其性质是经济基础内部总垄断资本家直接控制、管理、调节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作用”。见仇启华主编，1987:?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2页。

⑨ 史正富首倡了“三维市场经济”概念。见史正富，2013:?超常增长:1949-2049 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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