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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周来丨理解政治经济学时代——《致广大而尽精微》序言

                  发布日期:2024-01-29  浏览次数:74   作者:卢周来

                理解政治经济学时代

                ———《致广大而尽精微》序言


                卢周来



                (一)

                旧历农历正月初二的上午。我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为将要出版的此书写序言,却很难摆脱昨晚中国男足失㊣败带给我的沮丧。表面上看,这是一场足球赛,一次也许可归因为各种偶然因素而失败了的足球赛。这些偶然因素包括教练排兵布阵不当、球员场上状态不佳、主力球员因伤缺席、域外环境不够友好等等,但是,如果仅仅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就因为一场足球赛,却足以让我、我周遭朋友甚至全国人民如此沮丧呢?

                就因为,一场看似偶然的失败球@赛背后,潜藏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存在。

                2006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写了那△篇《足球与经济学》,就收在这本集子里,在那篇札记中,我梳理了足球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阶级政治”如何把一个曾在贫民区流行的游戏,一步步推向世界上观众最广也因此最能赚钱的赛事;我同时还警告认为,如果资本用力过猛贪婪过甚,未来亦可能毁了这个赛事。

                亦是在那篇文字里,我回忆了中国足球改革设计者的初衷。1992年6月,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红〖山口会议”在我老单◎位召开之时,中国男足至少还是亚洲劲旅,但让人担心的是行政力量即权力支配下的僵化。改革者以ξ 为,引入职业俱乐部体制后,中国足球既可以保持一贯的纪律性与血性,同时还将兼具市⊙场激励而带来的活力与技术上进步。但是,谁也没料到,引进俱乐部体制后,市场优势未见多少发挥,但其阴暗面――假球、黑哨、赌博、腐败――却放大到了极端! 我当时的观点是,改革的初衷是发挥两种体制的优长,但结果却是集中了两种体制的缺陷。中国足球不仅未克服旧僵化,其仅有的纪律与血性,还被市场体制♀下的资本给玩坏了!

                记得2006年此文发表后,在“百度”某◣吧引起一场争论。最具批评∩性的观点是,此文小题大做。足球就是足球,不应该附加那么多其他因素。否则看似“微言大义”,实则会降低足球赛事的纯粹性以及给球迷所带来的快乐的纯粹性。

                我当时是这样反驳的:如果说,今日世界真有自发的纯粹性的足球运动,但绝对没有了未经利益关系覆盖并渗透过的正规足球赛事。也就是说,我们眼里每一场看似偶然的赛事,背后都涉及到资本、权力甚至国家间关系问题。

                十五年过去了,壬寅年开∴局,中国男足对垒越南失利的一幕,让我这样的伪球迷再次难过得不行。但聊以自慰的是,再次证明了我十几年前观点的对的。其中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就是,作为这次国足失利的副产品,关于如何避免“国足现象”向☆其他领域蔓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随着话题往深里说,其终极讨论果然再次浮出水面:即关于权力与资本在当今社会中角色问题。而如此宏大的话题,竟然就真由一场足球比赛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所承担起来了。

                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何只是足球赛事?还有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穿的衣着》、我们中最为流行的观念等等,背后都隐藏着过往历√史的印记,特别是具◣备“强加”能力的社会力量所留下的印记;与此同时,社会、国家甚至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也可能早已在其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了。当然,更不用说类似“社会公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些学界热议的宏大话题,它们自然更具时代与未来的表征性。

                而我的文字,就是企图能够揭示出那些看似庸常现象以及诸多宏大话题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努力在穿透历史、纪录时代并启迪未来方面,贡献出作为※一个思想者与写作者的微薄之力。

                之所以怀有这样的写作初心,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当然是因为自己身为教师,负为学生“解惑”职能使然。其次,在经济学专业之外,我一直深受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写作的▃启发,在我心目中,鲍曼也许是最具洞察力的学者。经济社会中任何一↘个日常,经他解读,都蕴藏着极深的资本对社会的异化。比如,从SUV车型畅销,他看出了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社会型国家”解体后欧美城市的衰败与动荡。

                对我这一写作初心影响最大的,也许仍然是中国传统中关于君子的说法。《中庸》有言,君子应“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中,对“致广大而致精微”的一般解释是,君子既要达到宽广博大的境界,同时又深入到细微之处。但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君子欲达〇到宽广博大的境界,必须能够对世事洞悉入微,鞭辟入里。正如君子要达到极端的高明,必须遵循中庸之道一样。

                这就是中国古人关于宏观与微观的辩证法,亦是古君子“格物致知”的理路。正如朱熹所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与现象中都潜藏着道●理,学者需要做的,就是从自己已掌握的知识出发,去更深地思考和探索,达到自己思维的极致水平。用功日久,必定会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在这地方,格物,就是“尽精微”,而致知,就是“致广大”。

                于我来说,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布罗代尔、布坎南、诺斯等为代表,以历史社会学为分析框架,以权力、资本与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以解决“利益不一致”为目的的新老政治经济学谱系,更是我所钟爱。因此,我亦从政治经济学框架出发,以“尽精微”之精神,开启了一个个“格物”之旅,以求更好地理解并帮助他人一起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企图从极其微小的边际上,对这个『世界向好向善有所裨益。

                这便是我将此书冠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原因所在。

                (二)

                此书还有一个副标题:理解政治经济学时代。

                这是对一个时代的判断。兹事体大。

                不得不走进一个长长的学术甬道。

                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聚焦于研究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它用一套复杂而精妙的算术与逻辑术,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完美性。近些年来,尽管因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审视,但至多认为,理性经济人及完全信息〓假定,妨碍了主流经济学与真实世界的契合性。

                而主流经济学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假说,却极少有♀人反思。这个假说就是:无论是自然人之间、群体之间甚或国家之间,只要是非强制性、自愿的市场交易,那么,这种交易就是平等的。

                在我的博士论文及公开发表的诸多论文中,我多次提醒过这一点。上述假定排除了利用单边优势进行“敲竹杠(hold up)”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的市场,几乎所有看似自愿交易或自发秩序的背后,都隐藏着因双方不对等的谈判权导致的“强制”。

                为使我的观点多一些支持,我亦反复“拉大︾旗做虎皮”,援引布坎南(James M.Buchanan)观点为我服务。布坎南因其强调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地位非常高。而我想提醒主流经〓济学界的是,布坎南如此重视私人财产权保护,恰是因为〗他注意到市场交易背后谈判权的不『对称性。

                在布坎南看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化分工,使得任何个体都只能依赖于其他个体。布坎南称之为“后伊甸园”式状况,而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式生存状态,他称之为“伊甸园式”。但是,市场中的依赖性是“不对称的”,很多交易看似自愿的,但实质是因为其中一方“不得不”交易,否则就活不下去。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使得“一些参加者甚至▲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换当中,也可能受到他人的剥削,正是这◤种依赖关系为剥削创造了潜在条件。”

                如何摆↘脱因依赖不对称性导致的交易实质不公正呢?布坎南提出,唯一的办法在于参与者拥有“退出的◣自由(Freedom of exit)”,即“当个人认识到参与缔约受到了伤害时,他可以选择通出市场依赖关系,即使是放弃一些由︼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

                但这种“退出的自由”同样是需要保障的。布坎南认为,这种保障就是个人拥有不可被剥夺的财产权。只有这样,个人才不会为了“活下去”而忍受不公平交易。这就是布坎南█强调“无财产不自由”的真正原因。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大的“依赖不对称性”存在↑于哪里呢?

                存在于三对关系之中:即资本与劳◣动、国家(政府)与公民、国家》与国家。

                其中,资本与劳动,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讨论的话题,以马克思为代表;国家与公民,则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布坎南是其中代表性经济学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开创了先河,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流派亦予以了关注。

                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马克思反复ㄨ强调的是,资本将凭籍其掌握生产资料,对“除了人身自由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进行剥削。因此,表面看,契约是自由的,工人有选择企业主的自由。但实质上,因为工人“没有任何生存保障”,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别无他途。因此,资本可以利用强势地位,把劳动的报酬压低到仅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即生存水平,而拿走所有利润。所以,契约是不平等的。

                布坎南尽管重点关注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但却是从讨论资本与劳动关系开始,且与马克思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不同的是,他用的是当代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

                布坎南承认,在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赖中,资本是强势。因为资本可以与资本持有者分离,可以四处流动,还可分散投资〇以避免风险,且最终表现为╱货币(钱)这一交易媒介,因此,资本家离开劳动力,是能够活下去的。因为“有钱就有饭吃”。而且,资本不断离开低利润处,往高利润处流动,还是本性。因此,资本持有者即资本家是完全拥有“退出的自由”,即不会被劳动力所“要挟”。

                而相反,劳动因其与劳动力捆绑在一起,流动性差,无法分散风险,“必须在◆这里”是劳动的特性。更重要的,劳动→如果无法兑现成货币(钱),劳动力连活下去都成问题。因此,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家,的确是弱势的。所以,布坎南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劳↙动”的可能性存在。

                然而,布坎南又认为,马克思→讲的,是早期资本主义情况。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确造成了独立的个人不可能拥有不动产”,使劳动者失去“退出自由”所需要的生产性资料,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革新、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及提高收入的增长幅度方面的潜力”,将使得即使是劳动者也可以“实现财富的积累”,并最终达到可以“自由退出”的程度。而要保证“实现财富的积累”,就只能依赖于对私人财产的严格保护。即任@何力量不能随便剥削私人财产。特别是,必须保证私人财产继承权,这样才能使劳动者最终积累的财富,达到拥有“退出的自由”所需要的量。这是布坎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逻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布坎南的“初心”,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人的自由。且逻辑前提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劳动者拥有“退出的自由”很重要,而“退出的自由”又Ψ 在于劳动者拥有足够财富。

                也因此,在理解马克思上,表面上看观点♀相反,但〓布坎南的确堪称马克思的知音。他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对个人因进入市场交换关系而失去自由的过于敏感。因为进入市场意味着远离自给自足的个人、家庭或小社会的田园诗般的独立生产。由于这种敏感性,马克思成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一部分。”

                布坎南与马克思真正的分歧,在于在如何保证劳动者拥有私人财产上。

                布坎南认识到,如真像马克思讲的那样,劳动工资仅能维持生活,那么,财富的确无法积累。因此,他说,“为了获得财产◥这个对工人们意义重大的目标,工资必须不仅仅足够维持生计水平”。这样才能保证有积累。而资本主义的进步,以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既能使劳动所得高于劳动力维持生计水平,且能够使这种所得积累的财产足以保障工人。

                而马克思♀认为,资本趋利的∏本性,会使其把劳动者工资压到了生计水平,劳动力不可能靠劳动获得积累。而更要看到,市场竞争,将使得资本本能地倾向于扩大规模,推动垄断,这一资本积累过程,将是不断消灭小私有财产的过程;即使是工人能够积累一些财富,也将被信用制度卷入大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同时,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继承权,又在继续扩大不平等。所以,马克思才提出,只有消灭资本私人占有制以及私人财产继承权,因财富不平等∮造成的剥削才能真正被消除。

                布坎南不是没意识到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即劳动者积累的财富可能再次被掠夺的可能性。不过,他生长于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时代,二战后发达国家劳工收入不断提高,劳动保障与社会福利越来越普及。且在当时似乎已制度化。因此,他并不担心劳动者财富被◣资本积累再次掠夺。

                但他高度警惕的是政府力量对私人财产的掠夺。特别是,前苏联的体制的确表明,如果私人财产处置权被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所剥夺,公民将可能更缺乏自由。这也是他为何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原因。

                而在国家与公民这对关系中,有相互依赖的一面。国家的有效运作,依赖于公民两方面的支撑:一是纳税,二是“承认”即在合法性上的支持。而公民〓之间的交易,有赖于国家作为“第三方”,来提供↓产权保护,并且维护交易公平性。

                但国家与公民之间依赖关系的不对称性也是明显的。同样作为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North)在论及政府(国家)的作用时曾经认为,国家要作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就必须足够强大,这样才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但他紧Ψ接着却悲叹道,在现阶段,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还无人知晓如何创建这样一个实№体。其原因是,如果〓一个国家(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国家(政府)的人,便可能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就是有名的所谓“诺斯悖论”。

                的确如此。布坎南认为,国家剥夺公№民的财富非常容易。强制是一种方法。最极端的,就是国家对私人财产权的剥夺。他认为,不允许公民有任何私人财产,将造就最大的不自由。还有“非强制”的方法,就是对货币政策的干预。因为货币是最重要财产形式,且最容易由于政府造⊙成的通货膨胀等因素而被化为乌有。所以,他后期理论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因为他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都可能打断私人财产积〖累的过程。

                今天我们回看马克思与布坎南两种观点,马克思在洞察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后,关于“私有制下将因为财富分配不平等卐而使穷人失去自由”的警告,与布坎南在分析国家与公民之间矛盾后,提出的“国家将可能因滥用权力导致公民因没有私人财产而更缺乏自由”的警告,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但两相比较,我始终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更具远见。布坎南的观点有局限。

                马克思的远见在于,他首先是“实践派”。他主张,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一切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因此,他为自己所有观点留了“后门”。同时他』又是“学院派”。他认定私有制一定会消亡,但他拒绝对未来进行具体设想,而是提出了一个令后人有足够解读空间的观点:即他理想的社会∑ ,是“自由人联合体”,“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显然,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不仅没有私有制,亦没有给国家留位置。当然,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国家是与阶级共存共亡的。资本@ 对劳动的强制,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是一体的。因为国家就是资本的国家。未来社会,阶级消亡,国家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的确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确立,将彻底打破资本与国家对个人的任何形式的强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布坎南的观点局限性在于,他不仅没有为未来留余地,且没有为历史的“反趋势”发展留余地。 

                的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从更早的十八世纪中叶的资本向全球扩张开始,欧美主要国家劳动收入与劳工福利在不断改进。但是,根据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1970年代始,资本利得在不断上升,而劳动收入反而在下降。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劳工财富依赖于资本市场,马克〓思担心的“一夜Ψ 之间化为乌有”情况,在周期性金融危机中不断上演。

                更有,从全球范围看,资本在向全球利润高的地方流动,早已跨越国界,一方面,把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工之间矛盾,转化为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转移导∑ 致的产业空心化,尤其是移民与资本利得在国家内部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发达国家内部亦再度出现鸿沟。这就是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以及包括欧美主权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兴起的内在动因。

                这使得布坎南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有些反讽的意味:因为无论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在主张强化国家的权力,固化国家之间的“界限”。

                这正好涉及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另外一对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

                以1841年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到1941年桑巴特(Werner Sombart )离世,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一直把国家之间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主流经济学认为,存在一个世界自由市场,且在这个自由市场上,国家之间是平等交易。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李斯特认为,英国推动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站在世界分工体系的顶端,可以凭籍其工业品垄断地位,压低德法等大陆国家相对低端且替代性强的产品价格,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亦利用这种不▲平等贸易,踢开了德法等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梯子”,把德法等国锁定在低端产品供给国位置。

                尽管李斯特理论已经揭示,国家之间由于发展梯度的不同,依赖性亦是不对称。但李斯特并没有注意到另外一方面:国家间发展梯度的不同,本身是资本在全球内扩张的后果。

                关于资本全球化所造成的国家之间不平等关系,又有一个长长的学术谱系。特别是激进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晚年研究世界市场提出此问题,一直到以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保罗﹒巴兰(Paul Alexander Baran)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他们都意识到,资本扩张的渐进与非匀质性,造成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进而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中心—外围”式经济结构以及“霸权—被支配”的政治↓结构。

                《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所表♀明的,1970年代期以来,少数国家富起来了,但100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比以前更穷了。1971年联合国把25个发展中国家定为最不发达国家,1981年增加到31个,1990年增至43个,到2021年则为46个。

                令局面更为复杂的是,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上层集团,他们的基本利益也依附于中心国家的资本集团,因而会抑制国内体制向着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改革努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把持着国内政治,因此,又可能々以民族主义作为工具,巩固其国内权力,延续其“掠夺型政府”(Plundering type government)类型。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国内资本向国际流动后,产业出现空心化,加之资本利得分配仍然主要◤倾向于资本,造成发达国家内部劳工相对收入下降,甚至出现再贫困化。

                也就是说,在当代世界,三种不对称性关系—资本与劳动、国家与公民以及国家与国家—仍然广泛存在。不仅如此,在“依赖不对称”背景下,资本、政府权力与国家霸权,作为ξ 现实世界三种强势力量,在形塑当今社会中一切“存在”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作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亦是三种强势力量相互激荡的一种结果。

                这一事实提█醒经济学家,我们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也必须卐运用以正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一切社会经济现象。

                其实,有这样一个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常识:以罗宾斯和马歇尔为代表的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其实是1930年代之后的事。罗宾斯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才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西方,从以关注公正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到以关注“效率”为中心现代经济的◇转变,其背¤后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反复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各利益集ㄨ团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有秩序状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契约自由已经证明了各集团之间形式与起点上的平等,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使其国内已经接近了这种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衡的局面,权力界定或广义的产权界定已近完成。

                与此同时,在历经了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商品与分工全球化、以及□ 二十世纪初开始的资本全球化,以及两次大规模世界性战争之后,全球秩序亦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国家之间矛盾虽存在却处于☆被霸权支配下的冷和平状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一度在典型西方资本统治社会几近结束。而曾被讥为“庸俗的赚钱术”、以研究“如何摊大饼”为已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主流。

                总括起来就是: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传统,讨论的就是国家内部各阶层间的资源分配秩序问题,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在国家内部∩秩序建立之后,就要研究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是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开创的国家经济学●传统。后来,以罗宾斯和马歇尔等为代表、所初步完成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则是国家内部秩序已基〗本落定、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已基本建立之后,专注研究功利主义的“个人福利最大化”。

                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包括罗宾斯以及布坎南在内,他们一定没有料想到,二▅十世纪后期开始,资本与劳动、国家与公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重新激化。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再度退居“二线”,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成为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因此,世界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

                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节制资本放任、划清权力越界与反对霸权欺凌,是维持社会秩序基本理性、可预期并且公平公正的前提性条件,亦是经济学者面临的主要论题。

                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我的兴趣点一直放在政治经济学。借助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各种知识资源,我试图分析清楚各种庸常现象背后的资本和权力操控术,我试图唤醒社会对于市场∞“黑暗面”的警惕和对“公平”的重视。特别是,我特别想通过努力,与我尊敬的政治经济学前辈学者们一样,能有助于赋予经济学以温情和道德的一面,而主流经济♀学者曾一度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

                (三)

                无法回避关于当代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实际上,最初触发我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的,还不是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而是中国本身。

                自1990年代中期始,我一直关注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并在中国发展基金会赞助下,持续就此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除就问题而道问题之外,对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将我引导到了更深微的思考。

                2004年,借阅读姚洋先生主编的《转轨中▓国的社会公正》,我第一次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发表于《洪范评论》。

                在文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主题,主流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强调“效率优先”。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社会公正与平等”这个规范层面的话题?其原因就是,当原来设想的不突破旧的大的制度框架的改革,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终于不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另外一面后,越来越不平等Ψ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中国已经重返政治经济学时代。

                后来,在为周建军先生《赶超的阶梯》写作的一篇书评中,我再次明确提出,当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大改革本质是重塑生产关系,所以我曾断言“中国仍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与↙此同时,大开放则是处理好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先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在不损坏他国利益前提下实现赶超,因此,这一时代也特别需要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学,并非专指增强国家能力,而更多的是【指如何构造一个“有为政府”,来实现那种与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相容的积极的国家目标。

                总之,在当代中国,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公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亦十分复杂。并籍由“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开放与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厘清这些关系,同样迫切】需要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视角。

                (四)

                让我非常欣△慰并且感觉十分幸运的是,近二十年的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写作,得到了学界与媒体的支持与呼应。

                应该就是在世纪之交,北京海淀区玉泉路上还有很多茶馆。某天晚上,与高全喜和程亚文两位学者相谈甚欢。那一时期,农村土地征用中的维权以及国企改革中职工维权事件此起彼伏。我们谈到了政治经济学传统,一致同意“政治经济学”思维并未过时。

                2004年5月,受吴敬琏老师之邀,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言,题目就是“政治经济学时代”,从经济思想史角度介◣入、关照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第一次完整表述了我的看法。后来,在多个场合,吴敬琏老师都力荐我的观点。

                此后,我有多⊙个学术论文发表。期间,《战略与管理》时任主编余世存和高超群先☆生、《新政治□ 经济学评论》的汪丁丁先生、《洪范评论》的梁治平先生、《政治经济学报》的孟捷先生以及《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邱海平先生等等,都给出显著版面,用于安排我的论文。一直到2021年,受《经济研究》邀约,我为正在编撰中的《中国经济学手册》写作了“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词条,初稿∩达四万余字。

                特别要感谢《天涯》杂志。

                《天涯》原本是一本文ω学期刊,但对前沿思想与学人的重视,是这本杂志迥异于其他文学杂志的最显著标识。我第一篇发表于《天涯》的文字是2000年。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在该刊发表一到两篇。亦在发表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非经济学圈内的一批学者型作家,特别是《天涯》的四任主编韩少功、李少君、孔见、林森等。尽管他们或许没有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敏感、对前沿思想的捕捉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包容,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亦是我所效仿的榜样。《天涯》作为一本∞文学期刊,其影响远溢出文学界,为思想界所尊崇,其原因就在于这四位主编的编辑风格吧。

                文字能结集,当然还得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友人。自2005年至2011年之前,我每年保持了一本专著与一本译著出版速度。后由于身份的变化ω 以及各种原因,我写得少╳了,发表得少了,更未再有结集出版过。但我骨子里仍是书生本色,并时时有一种冲动,想有更多公开的表达。商务的朋友们时及时予以了鼓励。他们的这种“知音”与“知己”之情,我将终身铭记。

                马克思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历史中的人无法摆脱所处的历史多说一句话,所以不需要让思想者为他本人的观点负责,因为他的文字无非◣是记录了他的时代。禀承这一理念,我对自己◆的文字的局限性有自知之明,何况跨度达二十年的文字。因此,我将虚心接受不同观点的批评。我过去的文字已无法“与时俱进”,但我将提醒自己永远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 

                                                    


                 2022年2月21日初稿

                6月29日改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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