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金融化是以内循环实现增长的必要条件
——科学理解习近♀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①]
李怡乐
摘要: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作用下的资本过剩作为推力,金融资产市场超额利润的形成作为拉力,共同解释了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发生与发展。金融化挤出企业生产性投资、增强实体经济波动性、放大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两极分化,再度加剧了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房地产部门与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针对长期经济增@ 长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对自主科技创新的支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治理金融化风⌒险、构建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的重要制度条件。
关键词:金融化 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 者: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副教授
一、引言
经济增长本质上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推动,产出不断增长的过程。信用体系扩张与金融市场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然而,伴随平均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等矛盾的激化,实体◣经济内部的市场失灵会进一步扩◣散到金融领域,造成市场失灵的新@ 形式,资本积累的金融化(简称金融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有两重形式,一种是实◆际资本积累,另一种☆是与实际资本积累几乎无关的金融资产的积累。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作用╳下过剩资本⌒的次级循环,表现为金融化的推力;金融资产泡沫膨胀则作为金融化的拉力,合力加速金融化这一积重难返的过程。金融化不仅直接造成了∴日益频繁的金融危机,也削弱了实际资本积累的动机,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化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间呈现出相◢互强化反馈的过程。
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内部√面临结构性供需失衡,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受ζ市场机制的一般作用,实体部门投资增速¤减缓,流向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资本比例增加,又逐渐加剧了金融和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ω 的失衡。一方面,我们面临中国经济加速金融化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中间接融资占比高、直接融资市场发育不足、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长期存在,既提升了企业融♂资成本和金融风险,又不利于对技术创新的催化和扩散。在此背景下,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首次正式提出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强调“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②]。
习近ζ平总书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着眼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战ω 略需要,开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对其进行科学理解,本文的研究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第一,我们分析了金融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原因和表现;第三,我们概括了习近平有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探讨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于促进经济内循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从现象来看→,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当事人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外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重心在过◥往数十年间出现了由生产▲向金融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在2008年全球金卐融危机之前,即1980-2007年,以2007年美元价值计算的全球金融资产存量(含∮以下四类构成:股本、公共和私人债券、银行储蓄)增加了8倍,即从26.6万亿增加到241万亿,结果造成全球金融资产占世界GDP的比率从1.2上升至4.4。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偿还债务总额是GDP的1.5倍;而在2005年,几乎达到同年GDP的3.5倍,接近于世界GDP 44万亿美元的总额。1957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是27%,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占13%;而到2008年,形势发生了逆转,制造业部门的比重跌至▂12%,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Ψ比重升至20%。 [③]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部门通常≡是指FIRE部门,即由金融、保险、房地产所组成∞的部门。金融化的发展使金融部门发生分化,一方面,依然有一些金融部门或金融业务是为支持实体部门的积累而存在的,另一方面,金融化也使♀得相当一部分金融资产的积累与实体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无关。这意味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价值增殖存在两重形式,一方面是实体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是与实际资本〖积累几乎无关的金融资产的积累,即金融化。金融化是市场失灵的另一种形式,它一方面造↙成了日益频繁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削弱了实际资本积累的动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
从其根源上看,金融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两股合力的」结果,一方面是造成金融化的推力,另一方面是造成金融化的拉力。其中,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是造成金融化的推力。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推动的产出扩←大过程,资本积累归根结底受利润率支配。在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既是技术进步的前提也是其结果,带来了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伴随利润率下降,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投资两重性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并存的矛㊣ 盾等一系列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呈现激化,这些矛盾激化又进一步加剧利润率下降,使经济运行陷入恶性循环,自我调节机制彻底失灵,为整个经济⊙陷入停滞或危机铺就道路。
就剩余价Ψ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来看,剩余价值生产主要由生产力水平▆决定,属于供给侧问题;剩余价值实现这一需求侧问题则包含了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需要,以及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也就是投资需求)的限制。其中,积累意愿是最具决定性的,它不仅直♀接影响不同部门的比例关系,也通过乘数效应作用于消费。但是在伴←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以致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趋势作︽用下,资本积累意愿将△受到打击,从而加剧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这对矛盾,深刻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扩大生产依靠技术进步这一手段,和最终要求〒价值增殖这一目的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加深再度对利润率形成打击。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投资两重性的矛盾,一方面,投资表现为需求,在短期内,投资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增长暂缓了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的,另一方面,投资也出现在供给侧,每一次投资又叠加了产能,因而有可能在长期使供给侧生产力膨胀与需求侧价值实现的矛盾加剧,长期存在的产能过①剩又形成了对利润率〗的威胁。
伴随上述矛盾的发︼展,实体部门利润率低迷,出现了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并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资本离开实∩体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通过非生产性金融资□ 产积累谋求价值增殖的内在推力。然而,要使这些过剩资本转入金融资产积累,还要满☆足另一项条件,即形成一个与实体经济脱钩、且能持续产生超额利润或租金的金融资产市场,即金融化的拉力。
以美国金融化的经验为例,这样的金融市场是在国家解除金融管制的前提下出现∮的。1933年,即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离做了◆严格规定。进入@ 新自由主义时期,为快速地提升资本盈利水平,政府开ω始对金融资本放权。《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作为美国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存款机构业务经营多样化,开始出现存款机构与证券经纪业相互渗透的现象。同时取消了住房抵押贷款的传统利率上限,允许银行以高利率、高费率向低收入者放贷,以填补银行的贷款风险,为此后次级抵押贷款的出台创造了条件。2001年之后,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迅速增加,一个前提在于住房抵押贷款在2001-2003年间快速增◣加。据估算,2007年在美国2万亿美元的房◢产总价值中,大约有8000亿美元是由泡沫推动形成的虚拟财富。[④]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GLB),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从而使各大金融巨头能够从事任何金融业务。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开始以金融创新的面目出现,成为资本增殖的工ω 具。例如,从2003年到2006年,金融投资机构向大宗商品指数交易中注入的资本由130亿美元达到2600亿美元。2000年航空公司等保值套期者占石油期货市场的63%,其余为金融投机者;2008年4月,两者的比例分别变成了29%和71%。2006年至2008年之间,高盛每年在原材╱料和商品相关衍生品交※易中获利30亿到40亿美元。但由此引发的大◤宗品价格剧烈波动,却需要〇由相关实体企业在经营中承担结果。[⑤] 与此同时,为应对2001年衰退,美联储→的低利息率政策刺激了股票市场泡沫,以维持消费扩张,这一“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意在延迟衰退,但又会助推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增加金融市场★超额利润,并作为资本积累金融化的拉力,吸引过剩资本持续流入,加深金融化的趋势。
概言之,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作用下,实体部门的资本Ψ 过剩作为推力,金融资产泡沫的形成作为拉力,共同解释了资本积累由实际部门向金融部门的转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卐于灵活化、去监管的金∑ 融政策设计,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以增强市场有效性、去政府管制的面貌出场,却以政府对金融资本放权的制度供给为■其前提条件。
金融化▃的形成和发展给实体经济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了危害,具体表现在:首先,金融化抑制企业生产性投资。理论上,实体企业所持金融资产的收益有助充实企业积累能力,然而生产性投】资意味着,资本要经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此相反,在金融资产市场出现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投资即G-G’更有→利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金融化时代,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治理导向下,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企业将大量营业利润用于逆▲回购股票和支↙付股息,这直接削弱了企业的实际资本积累能力,造成了有利润无投资的结果。据统计,美国449家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在2003-2012年㊣间共斥资2.4万亿美元回购股々票,占公司总收益的54%,这一金额还在不断膨胀,2022年美国公司宣布的股票回购规模甚至达∞到创纪录的1.26万亿美元。为满足华尔街的期盼和提升高管薪资(与公司股价高度关联),本应投入创新、创造就业的资本被用于操纵公司股价,公司典⌒型行动“从创〖造价值到收回价值”。此外,大量龙头企业发放给股东的红利也在利润中占据相当高的比重。例如,2003-2012年辉∑ 瑞制药用于股息分红的金额相当于利润的75%。[⑥]这一经验事实支持了迪梅ξ 尼尔等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系列减税、挤压劳动力成本的举措试图实现利润率修复,但是扣除利息红利支付后的企业自有利润率并无ζ 改善,这意味着企业将更多利润加入了金融资本循环,并遏制了实际资本积累,1948-1979年,美国非金融类企业税后利润用于积累的比例为61%,1980-2007年则下降至43%。[⑦]
其次,金融化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波动程度,加深了整体经济的危机。伴随金融资产泡沫的形成,以及大量生产性企业参与金融投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界限日益模糊,一旦金融资产市场泡沫破灭,实体㊣ 部门也会受到毁灭性影响。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政府部门通常只能选择向虚拟经济注入货币以维持金融资「产价格,这一方面延迟了△危机,另一方面也稀释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挤压了未来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
第三,金融化加剧了全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在金融资○产市场上,富人通常是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也是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受益者,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前0.1%高薪群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股票;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实体经济占比下降直接抑制了就业机会与劳♀动收入增长,金融化背景下,劳动【管理的核心词即“减员增效”,传统就业@机会减少,取代无限期劳动合约的是临时性就业岗位,与高度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对应的,是愈加灵活化的就业网络和劳动者实际工资增长迟缓。[⑧]这两种机制叠加,加剧了全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
2012之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同投资和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是相∏匹配的。现在,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供给结构很不适应需求新变化。更深层的一个问题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供给体系未【能跟进,结果是一方面过剩,另一方面不足。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因为缺乏回报◣,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再加上监督人员同‘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去年发生的股市异常波动就与此▆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同了。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加上土地、财税、金融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和规≡划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带动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房地产高收益进一步诱使资金脱实向虚,导致经济增长√、财政收入、银行利润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繁荣’,并推高实体经济成本,使回报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⑨]
上述“三大失衡”揭示了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根源。中国经济金融化有如下具体表现:
第一,实体部门盈利能力下降,金融部门盈利能力增长,两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此消彼长。据测算,2008年后我国非金融部门税后利润率〖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16.1%降至2017年的9.2%,同期金融部门的税后利╱润率则保持在14%左右(见图2)。其中,非金融部门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突出表现为:产品供给结构未能及时跟进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现有商品类型生产过剩,不≡利于产品价值实现;同时,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技术体系升级较慢,抑制了新№部门新产品的涌现,导致追加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效率下降,对利润率造成不利影响。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1998年至2007年间,伴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企业的产出资本比年均增长率为7.57%,2008年至2014年该指标下降到-2.71%,是同一时期利润率下降最主要的原因。部门间利润率分化使得资本流向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高达30.6%,2012年后该指标快速下跌,2016-2017年降至3%左右。与此对应,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下降,金融与地卐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明显上升(见图3 )。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达到8.17%,高于同年英国、美国金融业占比(约为6.6-6.8%),更远超过日本、德国4%左右的水平。
(图表来源:李亚伟,《中国金融部门的利润率量度:一个政※治经济学考察》,《经济纵横》,2022年第8期)
第二,在微观层面,非金融企业营业利润率与其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出现较大分化(见图4),削弱了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意愿。有学者测算显示,2006-2018年间我国上市非金融公司在金融渠道中获得的利润占比一度从7%的最低点上升到∑ 40%左右。[⑩] A股3096家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显示,2007-2020年制造业企业所投金融资产的年均增速达20.8%,在制造业企业总资产结构中,金融资产占比从2007年的17%上涨到2020年的22%。
非金融企业利润率下降,除上述产品供需结构失衡、技术体系升级不足的大背景外,也受到我国既有金融供给结构中↑的短板问题作用,突出表现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市场占比高,影子银行盛行,拉高了企业融资成本。2008-2018年间,在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为60-70%之间,同期美国企业该比例平均在25%左右。由于银行贷款对企业◎资产规模严格的要求,中、小企业面临贷款难,不得不诉诸于极高贷款利率的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地下钱庄等非正规融资手段。[11]高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利润率和生产性投资意愿,强化了企业投资于金融资产的动△机。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测算,2015年-2016年前后,大量的中、小企业以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30个百分点的融资成本才能获得资金,并且贷款额约15%被用于了担保抵押和手续费。2011-2015年上市公司中的工业类企业历年利息支出约为净利润的45%。[12]2020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付息成本超过14万亿元,占名义GDP的14%,占社会融资规模比约为41%。[13]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相关数据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wind数据库743家上市公司数据测算)
第三,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存在失衡。房地产业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其发展要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要,又因其与建材、家装等多个行◤业直接关联,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业开始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是金融资产市场的一部分,尤其是成为了居民资产的最重要构成部分,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与收入差距拉大也是房地产业膨胀带来的最明显分配效应,有学者研究显示,房产差距解释了近年来居民财富差距的70%以上,随房价上涨,这一比例还在上升。[14]
世纪之交,伴随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速,房地产业发展首先由各类要素自发向中心城市聚集所驱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基本∮财政收入不足,也使得土地出金开始充当地方重要财源。1999年实施的《土地ぷ管理法》授权地方政府将耕地改换为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以获得⊙更多的土地转让收入,2001年该项收入〗为1300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17%;2011则达到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63%;2021上升到地方财政收入的78%。[15]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地价和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原因之一;另一面,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提升竞争力和招商引资的重要财源,也发挥了“地租”的生产性用途。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中,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与生产性企业间的竞争并存的,通过升级辖区内∮的基础设施、补贴企业创新、刺激企业生产性投资,土地财政要曾助力于中国经济超高的投资率和增长率,也参与了工业化和创新的过程。[16]从这个意义上√看,2000年前后,房地产业的兴起一度起到将高额储蓄转变为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然而,伴随经济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城市商住用地以及居民住房作为金融资产的属性日益显著,逐步成为虚拟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伴随房产价格高涨,大量资本涌入,加剧々该产业的资产泡沫,并放々大金融风险。首先,房地产价格高企直接吸引了实体企业对地产的投资,2019年9月底,有超过1800家A股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产,占整个A股上市公司数量的48%,合计持有房产的市值超过了13000亿元。其次,住房资产价格膨》胀与地方政府、家庭、企业的高额负债相互推动,加速了金融化。地方政府举债多以土地为【依托,而土地出让金又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主要保障,尽管当前我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却几乎完全依赖土地财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高达59.1%,现金、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占比仅为20.4%,而住房作为家庭主要金融资产是以加居民部门加杠杆为前☆提的,2019年在有负债的居民家庭中,户均卐住房贷款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 2020年,房地产业增加值为7.3万亿元,占GDP的7%,但房地产相关贷款高达67万亿元,相当于GDP的66%,同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0.7%。房地产的资产泡沫与三大主体的高杠杆率互相作用,使房地产成为了最易引发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部门。此外,高房价也使实体经济运行面临高租金成本,再度降低企业自留利润,削弱企业生产性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总之,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表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述“三大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技术体系升级较慢导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是▆金融化的推力,金融和房地产资产泡沫增加是对资金流向“脱实向虚”的吸力。经济增速下降与金融化之间互动强化,呈现出市场失灵的特征。克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需要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促进经济内循环、内外循环相互助力,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17] 在这里,习近平深刻地指出,经济内循环不仅是实体经济本身的内循环,而且是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意味着,一方面,增加的货币资金要最终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不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遏制金融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
习近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有[18]:第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9]
第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要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20]
第三,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1]
第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克服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失衡。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2]。此后,对房地产业发展的这一定位相继载入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成为一项要长期坚持的国策。要限制房地产作为金融资产的属性,克服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要准确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以满足新市民々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分类调控,地方为主,金融、财税、土地、市场监管等多策并举,形成长远制度安排,让群众住有所居,避免房价屡调屡涨。[23]
第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24]
第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完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加快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背景下,要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Ψ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不断丰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系列。[25]
第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26] 一方面,要降低非金融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和债务风险,需要以系统性降息为目标,逐步减少间接融资(特别是影子银行融资)的比例;另一方面,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股权融资(包括初始阶段的风投和成熟阶段的上市),推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壮大,避免过度依赖间接融资使这些企业面临清算和破产的高风险。
第八,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外部支撑作用。要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开发性、政ㄨ策性金融机构在职责范围内服务科技←创新作用╱,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企业服务能力,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〇融资功能,发挥保险和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分担作用,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外部支撑。[27]
第九,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快补齐县域、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金融服务短板,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提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8]
综上,经济内循环从根本上意味着一国范围内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它必须建立卐在本国企业自主技术进步和价值创造的基础上,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需要以自主技术进步为前提,为实际工资╱增长和消费增长提供可能;也需要新部门和新产品的出现,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并扩大需求规模。习近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突出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实体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中化解金融风险。针对经济长期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遏制金融化、构建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制度条件。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研究”(19ZDA056)的成果。
[②]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02月24日 01 版。
[③]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2页。
[④]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0页。
[⑥] 威廉·拉佐尼克:《只有利润,没有繁荣》,柴茁译,《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9月。
[⑦] 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第178页。
[⑧] 弗朗索瓦·沙奈,齐建华、胡振良译:《金融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理查德·贝勒福雷、约瑟夫·哈利维:“马格多夫-斯威齐和明斯基论¤劳动对金融的实际隶属”,《清华政治经济学报》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⑨] 习近平,“关于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35-136页。
[⑩] 张成思:“金融化的逻辑与反思”,《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11] 龚刚、王彬、王雪松:“论金融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孟捷、龚刚主编,《政治经济学报》第25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1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降成本”课题总报告撰写组:“关于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看法”,《财政研究》,2016(11):2-18.
[1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布局期——《宏观大类资产配置手册》第十八期》,对外发布时间:2021年4月7日。
[14] 张晓晶:“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一个研究框架”,《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2期。
[15] 王小鲁:“土地♀财政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https://mp.weixin.qq.com/s/ITUfm0yOj2TE3LSkJzKQMw.
[16] 孟捷、吴丰华:“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17] 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07月16日 01 版。
[18] 对习近平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的●梳理参考,孟捷:“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日报》,2022年02月03日10版。
[19]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02月24日 01 版。
[20]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02月24日 第01 版。
[21] 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07月16日 01 版。
[22] 习近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7日 01 版。
[23] 习近平:“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2日 01 版。
[24]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02月24日01 版。
[2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 2020年09月10日 01 版。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02月24日 01 版。
[26] 参见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02月24日 01 版;参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01 版。
[27]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22年04月20日 01 版。
[28]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加强基础学科人才々培养《人民日报》 2022年03月01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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