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兼评孟捷教授新著《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ω政治经济学》

陈 龙

摘  要：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客观要求。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地∑　位。孟捷教授最新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即是一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体系化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以历史唯物论的新阐释为前提，紧扣市场经济3.0理论的定位，坚持学理化兼学术史化的风格，深耕国家与市ζ　场关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拓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规律体系的认识，初步展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探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极具创新性和启发性。对于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透过该书，可以得出如下三个重要观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厘清一个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3.0的经济学；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两个重构，即实现历史唯物论的重构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做到三个深＠化，即深化学理性分析、深化学术史挖掘、深化规律性探究。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市场经济3.0

作 者：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深化，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研究高潮，这是我国在经济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并实现经济学术长期积累后的历史必然，符合我国的崛起大国地位和民族复兴诉求。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他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①]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ξ　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②]建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历史使命。

作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根本立场、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重要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专著和教材。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性，从而更加科学地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与争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向“学术-理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不足，从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性不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要求实现这两种话语类型的互动和彼此间的创造性转化。近年来，包括孟捷教〗授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体系向“学术-理论”话语创造性转化的ぷ严肃思考、深刻思考和系统思考。孟捷教授2023年出版的新著《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本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理论体系的力作，是其多年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向“学术-理论”话语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该书收录了孟捷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的10篇论文，全书以历史唯物论的新阐释为前提，紧扣市场经济3.0理论的定位，坚持学理化兼学术史化的风格，深耕国家与市场关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拓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规律体系的认识，初步展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探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对于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透过该书，可以得出如下三个重要观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厘清一个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3.0的经济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实现两个重构，即实现历史唯物论的重构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做到三个深化，即深化学理性分析、深化学术史挖掘，深化规律性探究。

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厘清“一个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实践，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ㄨ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一种崭新的经济理论。从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孟捷教授根据国家与市场关系以及市场主体差异两条原则，对市场经济及其理论进行过一个类型学的划分。市场经济的历史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版本。[③]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　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3.0则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1.0中市场的主体只有私▅有企业，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在市场经济2.0中，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而市场经济3.0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所涉猎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党的使命内嵌于国家经济治理当中；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④]相对应的市场经济3.0理论必须对这三个方面作出回应。   

紧扣市场经济3.0理论的学术史定位，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性工作。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3.0理论这样“一个定位”的厘清，有助于对当▽前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甄别。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市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本土版本，就是两种并存的知识体系，并在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同时发生着影响。”[⑤]如下图所示，孟捷教授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经济学流派分为三个象限。第三象限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第二象限是新结构经济学。第一象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特点就是用市场经济3.0理论去进行市场经济3.0的制』度分析。通过学术史定位，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在解释中国「经济问题上的适用性。如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较为流行〗的理论解释是“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以GDP为目标而展开锦标赛竞争的理论。这两种理论都以竞争性地方政府为对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围绕剩余所有所做的权利(权力)划分，相当于构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为一个经济主体，使其具备了自身特殊¤的动机和行为模式。遗憾的是，财政联邦主义和大多数锦标赛争论㊣的文献，在解释相关问题时未能脱离市场经济理论1.0的窠臼。在这两种理论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或者为了追求财税，或者为了增加 GDP，但其行为则一如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只限于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实施等等。如果只从这个角度看待地方政府，实际上贬低了方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际作用，没有真正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制度特征。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3.0理论基础之上的3.0制度分析，才有可能『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动实践。在这点上，只有作为市场经济3.0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做到。这也意味着△，只有市场经济3.0的经济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图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1.0理论和3.0理论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市场经济3.0理论这样“一个定位”的厘清，也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理论主线和体系结々构等关键环节。孟捷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⑥]这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不能直接照搬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此，作者提出了三点：第一，《资本论》研究的是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关系，公有制生产关系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同时并存。”[⑦]第二，《资本论》侧重于原理论的阐释，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同时涉及“以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原理论、结合历史制度形式对上述规律的实现机制开展分析的阶段论，以及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理论。”[⑧]第三，《资本论》考察的是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不考察国家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与凯恩斯主义类似，国家起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还代表着一种与市场不同的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机制，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方向。”[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只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逻辑起点，以板块型结构为体系结构，以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建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3.0理论的基本特征。这实际上，也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行且适宜的表述方式。

二、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实现“两个重构”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反映市场经济3.0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因此其理论必须要抓住市场经济3.0的核心制度特征。根据孟捷教授的研究，要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市场经济3.0的特殊性，就必须要在理论上实现“两个重构”，即历史唯物论的▲重构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一）历史唯物论的重构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前提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这一概念，是孟捷教◣授在2016年出版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⑩]根据这一概念，制度变迁分为两条ㄨ道路，即一条是☆由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变迁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有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仅仅造成经济剩余的占有和支配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造成生产力的质的变化；另一种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最终在根本上变革了生产力，进而带来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跃迁，即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当代中国制度变迁正是一条先通过政治革命改变上层建筑，然后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对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型构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历史唯物论的不同认识：一种坚持生产力因素在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首要性地位，结果导向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另一种试图接纳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结构中的自主性，但没有处理好这种自主性与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关系，结果滑向了新韦伯主义的观点，即承认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在制度变迁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根据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观点，无论推动生产方式变迁的直接原因是生产力因素还是其他非生产力因素，要想实现生产方式整〓体的、不可逆的转变，必须要以生产力的根本发展为终极条件。这就意味着生产力因素作为生产方式变迁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一方面承认了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作用的实现形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性解释，从而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承认其他社会权力在历史发生学上的直接决定作用开辟了空间。

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孟捷教授通过“列宁的晚年之问”，毛泽东在《矛盾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晚期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张闻天“生产关系两重性”等理论资源的梳理，展示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这一思想的理论来源。[11]通过这一梳理，孟捷教授提出了三个崭新的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制度经济学品质。毛泽东等人的制度经济学思想，沟通了制度变迁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卐义，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当代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展。第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〇义基本经济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等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拓荒者。第三，中国共产党是推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一论断将中国共产党看作在制度变迁两条道路之间缔结联系的纽带，从而在根本上界定了党的历史使命。这些理论和观点，不仅为理解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方法论上的前提，而且将历史唯物论的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此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分析现实的进路，也是一种改造世界的世界观。”[12]

（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问题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完成的第二个重构，就是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重构。从实践上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构成了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富国穷”的命运。从理论上看，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发展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不同经济学流派争论的核心。以古典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市场经济1.0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仅仅将国家视为“守夜人”的角色，并始终将国家与市场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市场经济2.0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国家与市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嵌入关系，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小政府、大市场”的思维框架，并且其国家调控始终服膺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从而国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13]总体上看，市场经济1.0和市场经济2.0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均主张市场是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的唯一决定性机制，并且都没有将政党的经济作用纳入其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体系，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基本经济制度Ψ 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3.0版本中，党的领导、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一制度模式下，作为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地位本身♀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决定性制度因素。[14]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繁荣稳定两大奇迹的关键所在。这一显著特征显然已经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范围。因此，能否在理论♂上深入阐释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是检验当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解释力的试金石。[15]近年来，以邱海平、张宇、贾根良、孟捷等学者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分析，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探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孟捷教授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深化了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并进而在此基础之上，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全貌。[16]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孟捷教授建构的国家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该书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界定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同样也创造性界定了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政府）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17]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二元结构，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两种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方式，一方面是市场价格机制，另一方面是政府的作用，即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①。”[18]市场调节和国家经济治理之间具有辩证的关系：“第一，当着市场不能克服其内在矛盾，不能为自身的运作提供一般条件的时候， 国家就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在其内部与国家截然两分的市场经济，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不仅利用传统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而且立足于公有制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市场经济内部发挥着作用……第三，国家经济治理还体现在国家建构市场、引领市场的作用上……这种由国家创设︽的市场，可以称作建构性市场，它有如下两个主要特点，其一，国家或政府是市场中的特殊当事人，发挥着引领市场发展的作用；其二，国家将某种符合其发展战略——最终是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使用价值目标引入市场，使之与企业追求的价值目标相结合。”[19]这些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做出了一个高度凝练的概述，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理论的总纲。根据这个总纲，孟捷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是由外生性作用和内生性作用共同构成的整体，两种作用不仅存有区别，而且是相互依存、相互结合、相互转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的外生性作用的延伸，其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都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20]关于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孟捷教授在该书中阐释了一个以参照系、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这个“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构造。在这一构造中，以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参照系理论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Ψ经济的动态效率，亦即解释了“政策—制度”话语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命题。根据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技术三重条件，可以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并以此为前提勾勒出国家的内生性经济作用理论。这一核心构造，不仅填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生性国家理论的空白，同时能够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进行直接对话，从而增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权竞争力。关于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张宇等学者将其界定为，国家作为公有产权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界定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的主流表达。在本书中，孟捷教授在肯定张宇等学者贡献的同时，深刻地意识到“在界定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时，直接援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远远不够的，斯大林在提出这些规律时，是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研究这些规律的转化形式，以便更具体地界定国家的外生性作用。”[21]这一问题意识，打破了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式，开启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的全新探索。

历史唯物论重构与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两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嵌入”关系，使得必须对经济和政◆治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的观点（即经济是一类制度，政治是另一类制度）给予断然拒绝。正如孟捷教授书中指出的，“将经济和政治划分为全然不同的两个制度领域，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一贯理念。这一理念影响到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那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正是以经济和政治在制度上的严格界分为前提的。”[22]不抛弃这种简单而片面的认识，就不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架构内⌒　完成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的重构。通过对历史唯物论的重构，孟捷教授提出社会主义中的国家和政党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根据这种两重性理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应被理解为在制度上截然两分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相反，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与市场之间是彼此嵌入、相互融合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不排斥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所发挥的作用，反而是以之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的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不能脱离市场价格机制，而要善于利用这一机制。

三、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做到“三个深化”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富矿”。“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23]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为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体系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高度重视这些体现在党和政府相关重要文献之中的集体实践和集体理论贡献。[24]但当前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大问题就是不少学者只停留在“政策—制度”话语体系，甚至用“政策—制度”话语去解释“政策—制度”话语。概言之，就是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缺少对基本概念的逻辑抽象，其基本概念范畴大多是文件政策性语言或对时事的表述用语。[25]但作为一个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如果缺※乏标志性概念和范畴，就难以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范畴体系，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缺乏自信力，容易跌入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陷阱。孟捷教授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展示的学理性分析、学术史挖掘以及对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探究，体现了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需要做到的“三个深化”。

（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化学理性分析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高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带来了黄金机遇。科学的思想需要学理化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进而在话语权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不断地推进学理化分析。

孟捷教授一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由“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共同构成的，前一种话语集中体现于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所揭示的路线、方针、政策,后者则体现为学术生产的成果,两种话语虽有交∏集,但在类型上存在明确的差别,各自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学术—理论”话语强调普遍性和一般性,旨在为“政策—制度”话语提供学理的解释或系统化、一般化的说明。要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就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出发,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话语类型的互动和彼此间的创造性转化。可惜的是，不少学者仅仅关注“政策—制度”话语的进展，在做研究时用“政策—制度”话语去解读“政策—制度”话语，更有甚●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等同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和做法，不仅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深入的学理化Ψ 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一直以来对“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接续性贡献。

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所收录的论文中，孟捷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做了大量的学理化分析。例如，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进而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和神圣使命就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化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学术化阐释。在本书中，孟捷教授从“道路—价值论”、“阶段—制度论”和“理念—政策论”三个层次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结构做出了一个学理化的初步概括。这三个层次的理论内容服从“由抽象到具体的叙述逻辑，层层递进，最终趋向于经济社会实践这一最为生动鲜活的具体”[26]，较好地展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结构的科学性。孟捷教授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特质。值得一提的是，顾海良教授也从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结构进行了学理性分析，他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一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二是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上，特别是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研究上。[27]虽然孟捷教授和顾海良教授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的划分仍有值得商榷和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相较于那些只停留在“政策—制度”话语的阐释，两位学者的研究具有宝贵的探索价值。沿着这个思路不断进行开拓，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才有可能真正完成。

（二）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化学术史挖掘

总体说来，我国经济学◤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比较活跃，研↘究比较深入，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者、教授和专家，也留下了不少堪称“历史路标”的重要思想。系统地、历史地整理、挖掘和述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可以更好地折射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世纪变迁。但可惜的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并没有十分重视自己的学术史，以至于许多宝贵的思想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种现象也跟学█术界的某些偏见有关，一些学者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存在“后后”胜过“前前”的基本判断，因而只愿意回归经典作家的“本本”。实际上，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对如何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了很多原创性贡献，因此要深化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除了要致力于学理化阐释外，还必须深挖学术史资源。这种对学术史的深刻挖掘，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政策—制度”的学理化阐释。

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孟捷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史资源进行了深刻挖掘。例如，在阐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之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时，孟捷□教授在挖掘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卓炯、蒋学模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史资源基础之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剩余价值生产规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28]这一重要理论。在探讨国家两重性问题时，孟捷教授不仅详ㄨ细梳理了该问题的学术发展史，并深刻挖掘了林岗教授的国家两重性理论。他认为，林岗教授的国家两重性理论，“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具有相互转化、相互‘嵌入’的特点。”[29]在这些学术史资源的基础之上，孟捷教授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国家两重性理论，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党的两重性问题，即“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领导制度，必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并与国家一样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一部分。”[30]在本书中，类似这样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史资源挖掘并进行史论结合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　的学术史资源以及研究学术史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专门的学术史著作中窥见一斑。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0年》一书中，王珏教授通〖过1949年到1989年这40年间丰富的学术史材料，展示了40年间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开拓创新的生机勃勃图景。王珏教授指出，梳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发展历史的意义在于，“回顾过去，联系现在，展示未来，从中探究其规律性和真理性。”^[31]在2019年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ζ义政治经济学史纲》一书中，顾海良教授在梳理了1956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体系思想进程的同时，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梳理了“学术—理论”话语的思想史争鸣，如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国家与市场关◣系等。正如顾海良教授强调的，“重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特征和学理依循。”^[32]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要深入系统地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只有对自身学术史资源进行充分的尊重和挖掘，才能打开过去思想成就的视窗，开启立足现实理论创新的灵感。同时，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富的理论宝矿，有助于真正做到理论自信，克服那种唯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从的妄自菲薄心态。

（三）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化规律性探究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同的经济规律一样，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不同的经济规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意味着经济规律的转变，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的认识是不足的。目前，多数分析都停留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缺乏对规律⊙性问题的深入探究。实际上，只谈制度问题和政策问题是不够的，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都必须和规律分析相结合，才能够真正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例如，一些学者直接将价值规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一认识实际上是不恰当的。正如孟捷教授在书中指出的，“价值规律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共性规律，并不能体现任何一种现代市场经济在其核心制度上的特殊性”。[33]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私人剩余价值规律）。根据这一规律的转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凭借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社会剩余价值生产才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趋势，并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经济规律。”[34]但由于学术界♀许多学者对剩余价值概念全然排斥的态度，导致这一认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是造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自己独有的理〓论范畴，难以形成逻辑谨严的学说体系，且始终未能实现从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彻底转变。”[35]这一现象在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突出表现为，“《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即剩余价值论，在现有教科书里几乎没有得到运用。”[36]再例如，教科书中利用的《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实际上是包含了剩余价值规律的。利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而否定或回避剩余价值规律，体现了理论上的不彻底。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一个关键要▓点就是要实现剩余价值理论的转化与发展。

除此以为，孟捷教授还在《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国家在建构和引领市场方面的作用规律，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的有机整体，即以制度变迁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家协调和建构市场的规律以及社会剩余价值规律。前两种规律是关于国家「经济行为的规律，后一种规律则是关于市场机制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规律的这些新论，表明了制度分析、政策分析和规律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才能够真正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进一步在制度分析、政策分析的基础上深化规律性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促进并最终形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四、结语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学术界要≡“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用中国话语阐述中国发展，推动中国经㊣　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38]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号召下，包括孟捷教授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进行了有益探索，基本形成了涵盖中国经济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内容框架，从而把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和新层次。以《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分析的㊣不断深入。沿着本书所呈现的探究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紧扣市场经济3.0理论的学术史定位，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重构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关系，不断深化学理性分析、深化学术史挖掘、深化规律性探究，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就一定能够实现。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项课题“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探索的百年历程、理论创新与基本经验”（QZJDBN2021XZD06）。

作者简介：陈龙（1988-），男，安徽青阳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E-mail：clahnu@163.com。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③]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对象、源流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④] 史正富教授最早提出中国特色三维市场体制，认为中国经济现存体制中，除中央政府和竞争性企业两大主体外，还存在一个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构成第三维市场主体。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4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⑤]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卐社，2023年版，第203页。

[⑥]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卐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2页。

[⑦]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3页。

[⑧]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3页。

[⑨]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4页。

[⑩] 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讨论，可参阅孟捷教授■《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1] 对问题的具体讨论参见该书第二、三章“毛泽东与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和“从生产力两重性到生产关系两重性——平心好张闻天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贡献”，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7-68页。

[12]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14] 吕炜，靳继东：《财政、国家与政党：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15] 孟捷，陈龙：《如何理∩解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16] 陈龙：《打开中国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的“黑箱”——兼评孟捷教授对国家理论的研究》，《人文杂志》，2020年，第8期。

[17]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8页。

[18]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7-78页。

[19]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9页。

[20]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6页。

[21]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7页。

[22]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54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24] 刘瑞：《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学术探索》，2022年，第9期。

[25] 周文，代红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再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①科学版）》网络首发时间：2022-10-18 10:27:13

[26]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81页。

[27] 顾海良：《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狭义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28]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页。

[29]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50页。

[30]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52-153页。

[31]王珏：《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0年》（第一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2]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33]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0页。

[34]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1页。

[35]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1页。

[36] 孟捷：《作为方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2页。

[3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页。

[38] 刘伟，陈彦斌：《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生态体系——以教材体系为突破 以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