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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捷、强世功、白 钢、鄢一龙丨《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目录与导言

                  发布日期:2024-03-19  浏览次数:100   作者:孟 捷、强世功、白 钢、鄢一龙

                《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

                 

                孟 捷、强世功、白 钢、鄢一龙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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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导言

                第一章 哲学与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一、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政治时间与政治权威

                二、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四、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宪制与核心价值建构

                 

                第二章 “四位一体”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

                一、“政党国家”之核心「政党

                二、“民族国家”之维系纽带

                三、“文明国家”之传承△代表

                四、“人民国家”之“师生辩◥证法”实践者

                五、综论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与党的使命性特质

                二、党的使命性和代表性

                三、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

                四、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第四章 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善治

                一、中国式善治的钻石模型

                二、作为治理体系核心的先锋队政党

                三、党的领导与有为政府

                四、党◣的领导与共益市场 

                五、党的领导与有机社会

                六、结语 

                 


                2021年,是①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

                201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习近平同志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ζ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巨大进步。如何结合百年党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看待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如何解读党和国家间的多维度的复杂关系,如何理解党的使命性特√质以及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如何认识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等,构成了本书作者思考的主题。下面我们分四节简要介绍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

                 

                本书第一章试图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的张力中,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既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天命而拥∑ 有使命意识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又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生活相结合,变成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

                不同于西方哲学-神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中国哲学传统强调“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哲学真理必须在历史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因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西方式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权、民主法治之类的技术化设计,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历史的政治建构所展现出的正当性。因此,对历史阶段划分的政治建构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最深层次的根本性大法。正是从历史天命的角度,按照特定的政治时间节点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布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即从十九大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之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意味着新中国的历史从“站起来”时代和“富起来”时代,迈向了“强起来”的新时代。

                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就是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欧洲革命和苏联的模式,一种就是扎根中国本土,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过程。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要解决的是如何立足中国现实探索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到邓小平时代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等等。

                在此基础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即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匹配的上层建筑体系。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从理论和制度上奠◎定党全面领导国家的新宪制秩序。一方面要将党领导国家纳入到现代法治范畴中,使党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来领导国家;另一方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传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现代的礼法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将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到中国传统的“心学”,将西方主体哲学融入自强不息☉的传统君子人格,将西方辩证法融入到矛盾论和实践论,融入生生不息变化求新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而提出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的核心价值。这就意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复兴,而且是政治体制和核心价值相互支撑的新的政教∩传统的复兴。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走出一条新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一部全球文明史就是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西欧英美国家率先于18世纪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并从此开始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19世纪德国第开始探索不同于西欧英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最后失败了。20世纪,苏俄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次探索改变了全球格局。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迎来了全球胜利,并由此开启了推动“历史终结”的全★球化运动,美国开始致力于建构“世界帝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仅是推动中国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文明对话”,最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卐体”。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既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更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绝不会像西方那样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提供一套发展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因此,与德国、苏联、美国的崛起追求世界霸权不同,中国崛起实际上秉持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例外论”,走出后冷战以来西方给全人类描绘的“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这两条文明发展ㄨ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图景。

                然而,中国崛起必然要触动美国推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由此建构的世界帝国秩序。面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全面打压,中国人有没有骨气和底气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这在哲学上意味着中国人究竟能不能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以主人的姿态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与中国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历史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作为历史主人的斗争史。十九大报告⊙中反复提到“斗争精神”,意味着面对全球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变历史上西方支配全球的现代化模式,为后发达国家提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就必须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种斗争精神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哲学,更是来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

                 

                 

                本书的第二章,以“四位一体”的理论,探讨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深度同构关系,及其历史-现实-文明论意义。当代中国的“四位一体”,即融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人民国家四重定位于一体。对于“政党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和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执政党;对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对于“文明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对于“人民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贯彻实践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的核心主体。

                政党国家是近代以来的政治现象,即由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的主要组织者。在西方语境中,政党一词源自拉丁语pars“部分”,在其政治实践中,政党则被理解为源于社会中特定的“部分”成员、代表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利益集团,国家则成为以政党形态体现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舞台,因而@始终未能超越政党一词的“部分”、“有私”、“偏隘”的古老属性。从这种视野出发,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真实关系。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转型,同时包含着“救亡”(反抗外敌侵迫,挽救民族危亡)与“启蒙”(对社会与传统根本性改造与重塑)的内涵。要完成此极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它不仅能够完成对于一切♀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更要提供一种传统中国所匮乏的集体生活。唯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过程中,现实地承担其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作为推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关键力量,中国ξ 现代国家的内在品质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塑造的。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作为“政党国家”的中国而言,其“党”的涵义,与中国传统语境与西方现代语境下的“党”都有本质的差别: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超越于部分之上、并无专属私利的整体性存在,一种“党”的古老内涵的现代转化,一种致超越部分、私利、偏隘的“不党”境界。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逐渐形成以〗同质化的血缘、语言、文化为基础,统合地缘、族群、宗教等诸多要素的民族-国家同一♀论,进而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普遍接受但事实上包含深刻矛盾与巨大张力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民族同一论(同质论),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理论建构与想象。事实上不可避免拥有众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如果将“民族”的原则视作是最高的政治价值或身份认同的来源,强行进行“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的划分,便始终无法摆脱国家认同的危机。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自梁启◤超提出伊始,便已非基于欧洲经验的民族-国家同一≡论所能涵盖,而包含着超越具体一族而合和中国境内之各族为一体的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的人民革命过程中,提出“无产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双重定位,则赋予了这种新型的民︼族共同体概念以真正的现实性。如果依然使用“民族国家”的概念,那么对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不是欧洲意义上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之特定族群,而是融通政治认同与文明认同、合五十六个具体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维系中华民族之自我认同的,一方面是五十六个民族互相依存、交流、学习、融合的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及其记■忆与经验,另一方面则是五十六个民族在通过中国革命摆》脱内外压迫获得独立自主地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认同。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

                文明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是以国家护持承载文明、以文明熏育升华国家、文明与国家深度融合的产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在对于自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改造中展开实ㄨ现的,它是中华文明传统在现代历史境遇中呈现的新形态。就中国的前现代传统而言,其体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其用则儒法互补,进而吸收融汇各种其它的文明资源而化成自身。这▃一文明传统,若就其一以贯之决定其所是而不可动摇的根本而论,则其根本特质有三:

                1.     平等与觉悟的双运。这是中国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品质-价值最核心的契合

                处,它贯穿于儒释道传统,构成了中国从广大民众到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心理基础;

                2.     文明与国家、道统与政统的结合。它既保证了中国文明生命绵长,也保

                证了中国文明始终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载体与护卫╱,作为维护与发展文明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体的连续性与政治体的统一性高度结合在一起;

                3.     神圣价值与世俗生活的统一。中国的儒释道传统,均兼有世出、世间两

                个维度。在充分承认和肯定世俗生活之正当性的同时,也坚持超越世俗意义的神圣价值。中国传统始终认为神圣性寓于现实生活中,心念与心境的转变与提升,能让人于世俗世界中当下体证神圣。

                中华文明根→本特质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历种种考验得以维系,有赖于一个贯彻』先觉教后觉-先进治后进之精神、融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炉、学习自新行健不已的先进性团体,这一团体是中华文明的活生生的形态。

                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先锋队”定位,正是传统中国的先进性团体(它不仅限于儒家士大夫阶层,更包含鲁迅所说的一切“有自信,不自欺”、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在现代境遇中的自我改造与新生。

                人民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共同体。不同于¤人之生而为人的自然属性,人民概念所表达的,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生物类别,而是一种政治范畴。生物意义上的人,是天然形成的,而政治@性的人民,则必须通过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才能成就。

                对于“人民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人民意味着无数人通过参与共同实践、分享共同价值、拥有共同理想、投身共同事业而构成的共同体,意味着超越欲望动物式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以自我实践改造世界及自身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首先就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将人民视作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信任和尊重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自我本质的实践。人民在本质上有别于孤立个人的々复数形式,就在于能够通过先锋队组织的教育、领导、组织,将自己〓本具的觉悟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坚强的主体性;而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其先进性正在于能将人民本具的觉悟充分地展现出来,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人民的主体︽性需要党的主体性加以激发,而党的主体性通过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得以实现,二者是相互成就的。这种党和人民互动的机制可以被名之为“师生辩证法”,中国共产党正是贯彻实践这种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的核心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是作为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国族主体建设,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更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国家也管理自己、进而通过管理自己来管理国家之伟大实践的觉悟主体建设。这是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

                 

                 

                本书第三章集中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确立中所发挥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理解党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其前提是对党的使命性特质作◣出清晰的界定。在党章里,党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这些属性,归根结底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一个综合了世界历史的一般性法则和特←殊性因素的宏大叙事中来理解。本章试图基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进一步从理论上界定党的性质和功能,即将党理解为使命性政党。

                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发端于列宁。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纷纷提出,俄国生产力的落后性质,决定了十月革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为了回应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攻讦,列宁开展了深入思考,他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的这个回应可称作“列宁晚〒年之问”。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同时是由特殊性或偶然性组成的,不仅包含一般性或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落后的俄国,体现了这种特殊性或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在这里,列宁事实上指出了历史上的制度变迁所具有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服从一般性法则,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二条道路体现了特殊性因素的影响,以十月革命为↓例,在特定时空出现的来自上层建筑的革命,对于制度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属于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它经由上层建筑的革命,继而改变经济结构,最终要造成生产力和文化的根▲本进步。值得强调的是,列宁在卐此还提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与世界历史一般性法则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第二条制度变迁道路必须最终造成生产力和文化的根本提高,才能最终证明自己的历史正当性,即证明最初的革命是通往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有机环节。采用本章作者的表述,列宁的上述认识,可以称作他关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思想。

                与列宁类似,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的下述论断,同样是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观念为前提的。毛泽东√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这里,毛泽东着眼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性特质作了表达。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性政党,今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包含三重维度:其一,推动当代中⌒ 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这三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国家形成是党实现其他使命的前提。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国家形成并不限于国家的最初缔造,而且涵盖了国家以及党在⌒制度变迁中的再形成。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它在新千年伊始的提出,意味着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实现了一次再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使命性和代表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大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虽然也代表特定社会集团(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其使命性更为突出。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当中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自1957年直至文革,党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党的代表性功能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文革时期,对代表性功能的片面强调,对所谓“政治挂帅”的热衷,与党的发展生产力的使命性功能处于≡冲突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党开始重新强调自己的使命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党完成了改革以来在使命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再平衡,促成了党以及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再形成。

                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第三章还就以下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习近平所说的 “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如何看待党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政治哲学的品格,以及为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自我完善与效能提升。本书第四章认为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是广义的治理现代化,不仅指政府的治理现代化,也包括市场与社会的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与有机社会这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了人民主体性的实现☉。

                理解中国式善治,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认知陷阱,不能套用西方的选举式政党思维看待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组织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扮演组织化力量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属性:首先,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作为超强国家机构,内嵌于∩国家之中,成为国家政权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超Ψ级政治组织,内嵌于社会组织之中,成为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性是实现其组织性功能的前提,也是实现中国式善治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不是精英党、选举党而是先锋党,政党权威的基础在于党组织的公信力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只有党能够在人类历史进步的大潮中始终成为具有先锋性与先进性的有机体,才能现实地承担起代表、领导与@ 组织人民的使命。党的先锋性不是给定的属性,而是需要在具体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争取而获得的特性。面对现实的、层出不穷的严峻考验,党需要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与政党建设,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以始终保持自身的先锋性,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中国政府是有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党的领导权对于国家的权力进行了有效统合。中国政治体制之所以是权力分工体制而不是权力分立体制,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领导权的统合。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运行原则上根本不同于美国或西方,体制运行也更有效能。同时,党的群众路线内嵌于政府治理,也使得中国政府是最大责任政◆府,而不是所谓的有限责任政府。

                中国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差异巨大的单一制大国,行政上高度分权,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发展具有高度自主性,中央政府主要制定宏观目标与总体政策框架,并通过“层层发包”的方式让地方根据自身的实际加以落实。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上又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这是国家目标能够有效地得到贯彻落实的前提。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政治、行政二分不同,中国走了一条将政治和行政有机结合的道路,能够实现行政分权与︻政治集中的有机结合,治理的灵活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共益性市场经济,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是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党对于资本的引导能够将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引导到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方向上☆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首先,中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自由竞争,又不同于福利国家的民生国家道路,强调民生问题不能完全靠市场和个体力量去解决,要靠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解决,避免了个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彻底原子化,避免了市场完全脱嵌于社会。其次,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资产,能够用以推进公共福祉。除了国有经√济之外,关键性的公共生产资料如城乡土地、矿山、森林等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这使得人民不但能够拥有私人福利,还能够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这对于人民幸福与社会公平至关重要。第三,中国有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市场均衡是有严格前提的,将时间变量、社会公平、自然环境、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加入之后,市场往往是不均衡的。国家规划能够弥补市场失灵,推动时间(短期与长期)均衡、空间均衡、经济社会与自然均衡、内外部均衡。第四,中国能够通过党建∞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赋能,促进了市场经济活力。

                中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建设有机社会。在一个大规模的、流动的、陌生人协作为主的现代社会,要真正实现有机团结,需要在保持其多ω 样性的同时,以共同性贯穿其中,中国能够成为有机社会的前提在于党的领导在其中扮演社会黏合剂、催化剂的角色,使得社会成为既保持高度多样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有机整体。这使得我们有条件去建设四中全会要求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组织不但嵌入在生产单元之中,同样也嵌入在社区等生活单元之中,从而有可能在陌生人社会中去重建传统々社会那种“真实的、有机的”共同体。


                本书是由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的四位※中青年作者合作完成的,每位作者负责一章。强世功(北京大学)撰写第一章,白钢(复旦大学)撰写第二章,孟捷(复旦大学)撰写第三章,鄢一龙(清华大学)撰写第四章。

                 



                [1]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812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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