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党、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摘  要：在社々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领导”、“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形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对这三者间关系的阐释，是检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解释力的试金石。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新一轮研究〗热潮，围绕制度变＠ 迁的两条道路、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中国共产党等问题提出了□　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这些●成果丰富了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关系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使命性政党

作 者：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陈龙，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出 处：《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①] 时代命题一向是理论发展□的驱动力，构建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重要职责。

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①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创造了将“党的领导”、“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新型国家与♀市场关系。要进一步深入解释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关系，亟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创造性转换。[②]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热潮，提出了诸如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这些学术成果丰富了对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关系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 关于︻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然而，早在第二国际时期，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就是历々史唯物主义◆的正统诠释，今天也具♀有类似的地位。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将生产关系的一切变化归结为生产力，将上层建筑的№一切变化归结为经济基础。在十月革命爆发时，这种解释与现实的张力就已显现，并在葛兰西反思十月革命的著作中受到批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不仅将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〇，看作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先决条件，而且认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只能以生产力的质的改变为█先导。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即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却难以解释在世界历史中常见的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即在上层建筑的推动下，生产关系可以相对独立于生产力而变化。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就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列宁在回应第二国际的攻讦、反思十月革命的性质时就提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 在这里，列宁事实上▓承认，俄国革命所开创的就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和俄国革命所开辟的道路类似，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也是一条先通过政治革命≡改变上层建筑，然后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对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型构起着决定』性作用。[④]

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变迁，要以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所代表的传统历史唯物论的批判性反思为前提。这一问题意识，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就提出，“政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及“政治发展有可能超前于社会和经←济发展” 等观点[⑤]，为理解中国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性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十八大以来，以张宇、孟捷、邱海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类似观点。[⑥] 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认识，符合习近平同志近年来所作的一系列深刻阐述的精神，如他『指出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⑦]

上述关于上层建筑可以起到决定性反作用的观点，源自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思想。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新思考，他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⑧] 毛泽东开创性地从矛盾的主次方面相互转化的角度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重构历史唯物论的核心思想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依照《矛盾论》的这种见解，生产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向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享有某种╱自主性，即可以相对独立于生产力水平获得某种自主的发展。

然而，毛泽东在做出上述贡献∮时，实际上假定生产关系的任何变革都旨在适应、表现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区分日后为张闻天所强调的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在一篇写于上个世ω　纪60年代的文章★中，张闻天指出，生产关系具有双重功能，即一方面生产关系可以表现、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也♂可以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⑨]正如孟捷所强调的，张闻天的这种区分指向了下述可能性，生产关系的这两重功能既可能相互统一，也可◥能相互背离；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会改变剩余占有方式，却未必表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与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较的过程中，孟捷还进一步提出，生产关系◢的前述两重功能相互背离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可以将生产关系进一步区分为生★产型和榨取型这两种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型生产关系◎可以将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的增长相统〓一，而榨取型生产关系则会使得生产力的发展陷入停滞和倒退。在此基础上，孟捷（2016）提出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依照这种概念，只有当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相互统一时，生产关系的率先变革才有可能最终促成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不可逆的整◥体变迁，即所谓有机生产方式变↑迁。[⑩]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认识有助于化解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悖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对≡历史唯物论的不同认识，一种坚持生产力因素在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首要性地位，其结果将可能导向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即认为任何制度变迁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先导，并可从生产力的发∩展中逻辑地推演出来；另一种认〓识（如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试图接纳非经济因素在社会结构中的自主性，但没有处理好这种自主性与∩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关系，结果滑向了新韦伯主义的观点，即承认所有类型的社会权力在制度变迁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根据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观点，无论推↑动生产方式变迁的直接原因是生产力因素还是其他非生产力因素，要想实现生产方式整体的、不可逆的转变，必须要以生产力的根本发展≡为终极条件。这就意味着生产力▲因素作为生产方式变迁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以此为前提对历史唯物论的重新表述，一方面承认了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力作用的实现形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从而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承认其他社会权力在☆历史发生学上的直接决定作用开辟了空间。

二、 政治经济化与经济政治化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习近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11] 依据习近平↑的这一表述，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嵌入到经济基础之中的。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不是外在于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内部发挥作用的。[12]

基于上述认识，孟捷教授提出，现代市场经济可以区分为三个版本，分别是市↙场经济1.0、2.0和3.0。工业革命后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1.0，二战后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3.0。所谓“政治经济化”，在市场经济2.0中就已见端倪。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为此国家需要担负投资的责任，即转化为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1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全面超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实践，是一种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相嵌合□　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协调机ξ　制。国家一方面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如有效需求不足）的任务，另一方面，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总代表，国家还担负着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卐质文化需要的「任务。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实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找到一种迄今为止最佳的形式。”^[14] 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生动地体现在社会ζ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在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构成里，可以看到如下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以公有制、按劳分配、有为政府为代表的国家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是以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机制。双方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方式互有差别，但又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

深入卐理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概念做出√新的界定。十月革命后不久，针对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布哈林就提出：“我们的国家经济机构，是苏维埃社会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包含着经济。”[15] 这是有关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较早表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戈德利耶在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并不是不同制度间的◆区别，要而言之，这种区＠别毋宁是制度的不同功能之间的区别”。这意味着，诸如宗教、国家、血族等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只要承载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就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同一制度依据其具体职能，既可能是上层建筑，也可能是经济基础。[16] 这些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在张宇和孟捷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应●用和发展。张宇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具有了双重〓重性。一方面是政治□机构和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机构↘和经济基础。”[17] 孟捷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Ψ 经济中国家的作用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一方面，国家为了因应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或“市场失灵”而发挥内生性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有必要在社会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尽可能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々物质文化需要，即发挥其外生性作用。[18]

上述认识的得出，对于理解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然而，要注意的是，由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结构，不能仅仅理解为社会的物质生产。正如上文提及的，宗教、血族、国家都可以承载生产关系的职能，这意味着，生产关系所指♀涉的，实质上是直接占有和支配经济剩余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是可以变动不居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为不同社会科学的协作乃至融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涉及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问题上█，单独仰仗经济☉学或政治学来研究往往※都难以胜任，需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展望∞的，各种社会科学应该融汇为统一的“历史科学”。

三、 作为经济制度的中国共产党

2014年5月26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19]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 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21]上述重要论断意味着，能否在理论上深入阐释党的性质和作用，是检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解释力的试金石。

从前文论及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是推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在制度变迁两条道路Ψ 之间缔结联系的“纽带”。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多次强调，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Ψ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以解放生产力。他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2] 改革初期，邓小平曾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3] 在这里，通过对︽两种革命的界分，邓小平重申了制度变迁两条道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在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4] 这些论断相当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使命是要破除一切妨碍生ζ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力量，以推动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的使命性政党。[25]

由党的上述根本使命出发，进一步派生出若干具有阶段性特点的具体使命，如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的当代中国国家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在上述阶段性使命』的基础上，派生出党的更为具体的职∩能，包括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职能。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缔造了中国现代国家，另一方面也是这一现代国家新形态即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组成部分和核心领导力量。为了更好地理解党的经济功能，有必要将党不仅理解为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而且理解为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一部分。[26]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最重要的经济功能体现为对ζ　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某种同构性为前★提的。这意味着，第一，党的组织以多种方式嵌入了科层，成为科层的一部分，党的机构与国家行政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第二，改革以来，党还创∩设出一些机构，比如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以加强对既有科层的领导。党与国♂家机器的这种同构性，使党能够利用国家机器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上的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还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一种现代国家新形态——的“主观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政府）的作用相ζ　对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从而实现其使命和职能的关键。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较早认识到党的意识ㄨ形态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在总结旧民主主义ζ革命的失败经验，决定以俄为师后，孙中山决意将国民党改造为列宁主义的政党。他提出，“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27]

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与戈德利耶强调过的下述一点有关，即在生产关系中存在观念因素。[28] 在《资本论》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主观意识形式，如成本、利润、工资、利息、地租等，一方面遮蔽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另一方面又指引着这些当事人的行为，并通过这些行为的社会综合形成了具有客观效力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这些观念因素即意识形态，参与缔结了生产关ζ系，是经济基础中ω　的存在要素，而不应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理解。类似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代表的经济意识形态也会转化为公有制经济实践中的主观意识形式，引导当事人的行为，进而成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党领导国有企业的论述中，就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29]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与市场机制不同、又与市场机制相嵌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下的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帮助经济当事人超越个人利益、个人目标和个人知识的藩篱，参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知识的形成过程，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的最大制度优势。

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还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30]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市场在发挥这种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　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此外，党的政治自主性及其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还有助于克服“政府失灵”，避免↙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的 “缺位”、“错位”、“越位”现象，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实践证明，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制度保证。[3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进一步体现在各方面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上。如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愿景与战略，制定和执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做大做强做优公有№经济，通过混合所有制等多种途径构筑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构建中国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的格局；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卐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等。[32]

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表明党和国家一道，也承担着生产关系的功能。正如前文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政治机构和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机构和经济基础。类似地，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四、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①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33] 这就要求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炼新观点、构筑新理论。当代中国社会主ω义政治经济学围绕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作为经济制度的中国共产党等问题的阐释，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卐践而提出的新观点、新理论，具有某种跨学科的普遍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形成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乃至相互融汇的趋势，这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学术①话语体系繁荣和发展的标志。

[①]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②] 对这两种话语的界分，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格致出版社2018年。

[③] 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页。重点标记是原有的。

[④] 参见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从列宁晚年之问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5期。

[⑤] 参见王沪宁等：《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第488页。

[⑥] 邱海平较早认识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他提出，必须突破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范式，从方法论创新开始Ψ ，重新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逻辑⊙起点。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基于唯物史观对于中国现代历史适用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21页。张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与以往一切社会中的情况不同，不是自发的，而自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的，革命是如此，建设是如此，改革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就比以往一切社会要大得多，要深刻得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突出ㄨ优势。”参见张宇：《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5日第007版。另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孟捷则明确将中国道路概括为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和第一条道路的结合，并着眼于此对历史唯物论相关争论作了系统梳理和重构，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⑦]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⑧] 参见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

[⑨] 1963年张闻天撰写了《关于生产∑　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1979年，该文正式刊发于《经济研究》杂志。参见：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⑩] 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ぷ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1] 参见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12] 国家在市场经济内部发挥作用，意味着国家是内生的经济主体。史正富教授据此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组成的三维市场经济。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4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13]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T. Negri）细致地研究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从☆图景到具体理论的〗形成过程，并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再形成在“资本的科学”中的反映，这一再形成一方面使国家成为一种经济结构，成为生产性主体，另一方面也改变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基础。他的研究精彩地诠释了市场经济2.0理论的最初形成过程。见奈格里，《凯恩斯和资本主义的国家理论》，王行坤、张雪琴译，《政治经济学报》第17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14]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26-38页。

[15] 布哈林：“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布哈林文选》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85页。

[16] 对戈德利耶的评述，可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Ψ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ζ社，2016年版。

[17]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18]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2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1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习近平进一步发挥了邓小平的】思想，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页。

[24] 习近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67-69页。

[25] 对党的这一使命性的分析，可参见孟捷：《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东方学刊》2020年第1期。

[26] 参见孟捷：孟捷：“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改革以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

[27] 《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61-562页。

[28] 参见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9]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48-149页。

[30] 此处的市场失灵，借用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但其含义并非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的，指的是资本积累的各种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非均衡趋势。类似地，政府失灵也是在不■同于新古典公共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

[31] 参见≡裴长洪，倪江飞：“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4期；以及赵峰、周慧珍：“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学习ξ与探索》2021年第6期。

[32] 参见孟捷：“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家经济治理”，《理论月刊》2021年第9期。

[33] 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5月19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