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逻辑与视域：调节理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它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果。上■世纪七十年代，调节■学派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危机中诞生，它用一种历史◢的、演化的视角思考问题，把中间层次的制度引入理【论分析框架，以积累体制⌒　为逻辑起点，通过改变调节方式缓和︼社会冲突，使社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此外，调节学派的研究涉及福特主义、金融化危机、劳资关系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等。本文▅的研究表明，调节理论的方法论、理论』逻辑和广阔的研究视域，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服务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调节理论  法国调节学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李梁栋，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23卷

一、引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经济滞胀，原有的经济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困境，新的学派、新的理论纷纷︻涌现；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即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危ζ机中诞生。1976年，法国学者米歇尔·阿格利埃⌒　塔（Michel Aglietta）的《资本主义的调节理论：美国的√经验》（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US Experience）一书出版，标志着调节学派的诞生。杰索普（Jessop，1990）和吕守军（2015）系统研究了广义调节学派的分支，但在本文中，调节学派是狭义的，指的是法国调节学派。

与其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流派一样，调节学派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大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代学者已经初步建构起该学派调节理论（Regulation Theory）的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格利▽埃塔、利比兹（Lipietz）和博耶（Boyer）^[1]。调节理论最初实践应用的直接效果不佳，在与其他经济♂理论的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下，以阿卐玛布尔（Amable）为代〗表的调节学派第二代学者^[2]，突出调节理论的独特性，重新发现独特的以结构主义为源泉的方法论，通过吸收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成果，对变化着的制度的各种形态进行研究，提出“资本主义多样性”、“制度形成”等多个崭新命题。调节学派的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发展的历史与危机，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理论结论是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总之，调节学派日益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学术流派，其理论丰富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谱♂系。

调节理论最初是以美国和法国为考察对象，后来逐渐突破欧美国家的局限，突出调节空间的重要性，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发达国家、转型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近年来，调节◥理论也被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吕守军（2015）认为中国的改革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协同进化，形成竞争主导型积累体制，国家干预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并推动中国向“福利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变。博耶（2015）认为，户籍制度和农民工流动是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特征，“半城市化”现象导致“不平等积累体制”，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刘刚、张晓姗（2017）从一种发展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半城市化”调节方式，认为半城市化积累体制既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也是增长质量相对较低的历史结果。白果、阿▲格利埃塔（2016）注意到中国两千年统一的帝国传统〓，认为这是一种“自成一格”的发展模⊙式。李沁原、于涛方（2018）引入调节▂理论♂，对近代以来中国保定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规划模式变迁进行考察。除去宏观层面的研究，在微々观层面，国内学者还尝试用调节理论去解读中︽国的改革开放、劳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尽管◥国内学术界对调节学派及其理论有所关注，但是从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启示角度进行的系统研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首先，国内关于调节学派的研究起步较晚，文献数量不多，研究层次偏低。大部分研究限于对调节学派的介绍，而缺乏系统深入地理①论分析和应用。其次，学界对调节理论的研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往往造成后续可持续研究的困难。比如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体制或经济模式的描述，李其庆（2004）概括为“金融资产积累体制”，吕守军（2015）称之为“金融主导型发展模式”，胡海峰（2005）、陈叶盛（2008）直接用“后福特主义”进行总结。总之，鲜有学者能够联系我国的ㄨ实际情况，借鉴并运∩用调节理论▂，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提供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性，也带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借鉴和吸收一切有益的经济学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在这一点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调节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内容，因为：

首先，从理论来源㊣　上看，调节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继承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一方面，调节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发展的产物◥。上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催生了希法庭（Hilferding）、布哈林（Bukharin）、列宁（Lenin）的阶段理论，滞胀危机又催生了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的第二次发展，调节理论由是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调节理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的直接继承，始终围绕着生产方式范畴进行。尽管为了具体地分析现实中的资本主义，调节学派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3]，但实质上都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原初概念的细█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非常丰富，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同时也提供了经过发＠ 展可资借鉴的经济学范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逄锦聚，2015）总之，调节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和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相通之处。

其次，从理论的实践基础看，调节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调节规律的揭示和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借鉴意义，是因为两者都重视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目的是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把计划作为经济的总的调节因素，这种宏观调控思想与法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基♀础都深刻影响着调节理论。调节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连贯性，而制度相比于经济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可以通过一定方》式的调节，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危机因素，重建制度，形成全№新的积累体制。其实，经济协调机制有多种，除市场外，还有国家、企业、社区和网络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上直接来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变革，同样尤其重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调节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具体包括矛盾分析法、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等等。而调节理论具有独特的方法论，例如历史的和演化的分析方法、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等，这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历史的、演化的分析方法

首先，调节理论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认识到历史特定性的重要意义，只是后者侧重于长期的社会历史制度走向，而前者侧重在既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空间差异的转换（各国不同模式）和时间过程的推移而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差异性。某种程度■上讲，调节理论是一种对不同时期不∮同调节方式进行历史分析的思想，它力图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阶段性的特征，这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时按照生产方式划分资本主义阶段的做法ζ有很大不同。调节理论把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稳定存在的机制及其转变作为研究的重心，关注到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中影响资本积累循环的条件的变√化，在充分考察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历史转变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进行分期。

其次，应当指出，调节理论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形成，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化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演化过程，通常被认ㄨ为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资╳本主义的长波中，经济危机与经济繁荣交替出现，调节理论反对用一成不变的理论或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调节理论通过分析经济思♂想史，寻找历史与理论、社会制度和经济规〗律性之间的某种更为广泛的●相互作用，重点研究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转变。调节理论关注制度多样性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强调制度重要、社会经济演化的不确定性质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解释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他演化经济学流派相比，调节学派运用历史的、制度的和比较的方法研究经济长期变迁，发展出一种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

调节理论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阶段论的思想和动态演化的态度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要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用历史的、阶段的、演化的眼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程中，土地制度、城乡体制、产业结构、外交结构、市场机制和环境人口』制度都在不断优化变迁，深入理解建国以来以改革开放和金融危机为时间节点的三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前提。（吕景春、李梁栋，2020）

（二）引入中间层次制度的分析

为形成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多样性演变的理论框架，并说明资本积累过程中制度的作用，理论模型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如生产方式）中总结提炼出中间层次的→概念，这个介于宏微观经济运行之▓间的中观层面是由“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s）构成的，它具有对微观主体进行调节、并使其符合宏观积累体制发展需要的作用。具体而言，调节理论通过五种制度形式的分析框架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其中包括：货币形式（money form）、雇佣劳动关系形式（wage-labor nexus）、竞争形式（the form of competition）、国家形式（state form）、嵌入全球经济的形▂式（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这些形式与各种调节原则的关系是：在竞争∏形式和货币形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通过各种制度调节，影响雇佣劳动关系；协会和网络（Associations and networks）在社会规范和政治冲突中，影响各种制度形式；而嵌入全球经济的形式是指在市场中的国际竞争和劳动分工；调节领域中的国家对应于国家形式。其中，雇佣劳动关系形式是调节理论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

由于把制度作为积累体制的内生要素，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变化，不仅是市场现∞象，而且受到各种社会制度条件】下资本积累体制的影响。这种资本积累体制不仅把▓货币、竞争、国家、劳资关系、国际关系等各种制度形式吸㊣　收在内，而且通过个人与各个集团的特定意识和行动的媒介形成调节方式。在解释「经济变量之间辩证互动关系时，学派强调制度的调节作用，例如工资制度。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对资本Ψ积累从而对发展模式有很大影响。

恰如调节理论通过阶段划分和应用一系列中间层次制度形式的方法解决“宇野理论”中的三大难题^[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中，同样需要抽象出●若干中间层次的概念或制度范畴以分析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实践抽象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资本”等概念，来阐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运行、资本积累等问题。从高度抽象的理论具体到中间层次的概念，有利于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殊性质，有利于理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

（三）一个反面△的教训：放弃生产关系线索的研究方法

由于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具体革命实践相脱离，调节理论抛开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入手的分析思路，而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般社会关系出发，直接走向对当代资本主义经验现象层面的批判，并试图把现象归结为所谓的“本质的方法论困境”。其实，在调节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生产关系的矛盾性退化为一种在整个资〓本关系中“占次要地位、不影响资本关♀系扩张和发展的矛盾”。（唐正东，2003、2009）换言之，调节理论只是在缺乏对资本关系本质分析〓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模式变迁过程的一种现象描述。而学派对现实过于细微的关注所表现出的浓重实用主义倾向，严重弱化了作为其起始理论╲立足点的价值理论。例如，由于不能在理论分析中贯彻生产关系的线索，博耶在对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的解读中更倾向于对具体经济现实的研究，这就使其解读思路成为经验历史主义的，故而论证是脆弱的，只能解释“历史性、暂时性的景观”，无法深入分析像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

可以说，放弃生产关系为主的线索而转向具体经济现象研究是调节理论的一大理论缺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ζ　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广义上讲，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相互矛盾共同发展，这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换言之，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建立的，怎样一步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又怎样不断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推动生产力更高速的发展。（胡钧，2017）

三、调节理论研究逻辑的启示

逻辑起点作为构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搭☉建框架、展开论述、形成体系的立论基础，也是学科结构中最∮抽象、最纯粹、最简单的起始范畴。逻↑辑主线是在理论体系中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一“普照的光”贯∴穿于理论和实践全过程的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要确立◆一个逻辑起点，并遵循一定的逻辑展开，实现论证的最终目的。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ζ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理论展开的逻辑过程是什么？论证的逻辑目标又是什么？学术界的观点莫衷一是，而调节理论的研究逻辑却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调节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

积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调节方式（Model of Regulation）和发展模☆式（Model of Development）是调节理论分析框架中的核心概念。积累体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指维☆持第一部门（生产部门）和第二部门（消费部门）平衡的再生产模式，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可※以被视为某种时期稳定的结构。调节方式是指使积累体制得以稳定的制度模式、组织形式、行∞为习俗和社会网络的社会突现性结构。某种经济积累体制对应某种特定的社会调节方式，当两者相互匹配并能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时，两者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复合体便成为发展模式。

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是相互匹配的。例如，外延性积累体制与原初调节方式、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与竞争性调节、包含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与垄断性调节、金融资产积累体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调节或所有制关系的调节等。（李其庆，2004）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是否相互契合，决定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结※构中主要制度组织的匹配会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否则会产生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衰卐退和危机。当然，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以及两者决定的发展模式，不断在危机中消亡和产生。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调节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积累体制，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范畴；逻辑主线是通过内部调节方式的变化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冲突，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积累体制）趋于稳定，并在危机与增长的长期动态之中不断调节』发展模式。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的新思考

应当指出，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的研究非常丰富。就逻辑起点而言，有学者（张宇，2016；卫兴华，2019）认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Ψ 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学者（周绍东、王松，2017）认为，市场经济一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学者（颜鹏飞，2017）认为，大量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变形的商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此外，还有学者以国家（邱海平，2010）、公有资本与平等劳动（荣兆梓，2017）、人民主体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剩余产品（王朝科，2018）、中国特殊的利益关系（马艳，2018）、所有制（刘谦、裴小革，2020）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就逻辑★主线而言，有学者（逄锦聚，2016）以“发展经济，满足需要”为逻※辑主线；有学者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顾海良，2017）、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张宇，2016）、或是社会主义经济发Ψ 展（黄泰岩，2016）、更或是“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①富裕”（卫兴华，2019）为逻辑主线；有学者（张卓元，2016；刘伟，2017）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逻辑主线；有学者（杨承训，2016；张雷声，2017）以社会主义本质为逻辑主线；还有学者（胡钧，2017）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逻辑主线等。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这样基本的问题具有如」此多的争论，是理论体系尚不成熟的表现，这直接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一般的抽象的概念，作为理论体系的→始发对象，应该具有展开逻辑体系的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必须反映出社会形式▽的本质特点，即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区别；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又不至显得过于宽泛、抽象，针对性不足和缺乏实践指导；必须兼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内容，突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

基于调节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本文提出一种思路，即以公有资本（公有资本的积累从而公有制的形成）为逻辑起点，以调节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逻辑主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多种所有制，因此也就存在多种类型的资本；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范畴应用的必然结果。在商品经济和存在市场交换的经ζ　济结构中，为了能够体现社会总体利々益，就需要有代表总体利㊣益的公有资本。如果没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失★去了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公有资本”本质上讲是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抽象出来的一种中间层次的概念【，其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调节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线索，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一以贯之的东西。

四、调节理论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补充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由“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共同构成的宏大经济学理论体系。（孟捷，2018）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丰富实践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又涉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之相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宏微观经济运行等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以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战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等等。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尚缺乏更为深入严密的论证和统一规范的阐释，甚至存在不少具有争议的观点；同时，理论建设☉层次偏低，侧重于对策性现实性问题，缺乏抽象深入的理论剖析。本文的研究表明，调节学派对积〖累体制、危机理论、劳资关系、制度形成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等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升华为系统完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丰厚的滋养作用。

（一）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研究

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战后繁荣（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看作战后恢复重建的产物，而非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而调节学派发展出一套福特主义（Fordism）理论以①解释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经济繁荣的性质和成∩因。依照调节理▓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下的增长的▆良性循环是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扩张而实现的，这是一种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方式。具体而言，这一体制通过规※模经济提高效率，把工人收∮入的增长与生产率挂钩，诱发大量的消♂费、推动∴大生产，并将生产获得的利润转变为投资，进一步扩大生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有两点启示：一方面，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经济增长即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是依靠扩大内需实现的。从国际「角度看，世界贸易的增量主要发生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互为市场，彼此为对方提供需求。（孟捷，2012）在中国现阶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经济实◣践中，同样要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提高国内消费水平，通过“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港”建设开拓国际市▓场，以应对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打击。

另一方面，调节理论中产出和消费并行增长这一核■心论点，是相当脆弱的理论假设，实际上，这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长期持续。对新发展格局而言，要发挥资本积累体制的作用，就要牢牢扭住扩大内需（也就是消费）这个基本点，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只是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不能奉行简单的需↓求侧的消费主义，因为“消费社会不能兑现它的通过物质舒适而▅达到满足的诺言”。要实现国内大循环，必须实现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的三重耦合，更好地发挥国家的内生性作用（孟捷，2021）。

（二）危机理论与金融化▲研究

滞胀危机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后福特主义）阶段，政策导向由刺激需求转为增加供给，经济发展高度金融化。调节理论深入探讨了当代金融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并给本世纪初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解决以独到的见解。在调节理论看来，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一种转变，揭示了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特定制度形式下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而早在学派创立之初，阿格利埃塔等人就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当然，理论同』时认为，金融危机不必然导致对资本主义「政治经①济关系的改变，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必要因素。由于一整套积累体制的存在，马克思语境下资本主义特有的危机模式被反复的周期性金融危机所代替，资本主义尚具有通过发展模式的转换消除过度积累倾向、克服金融危机并复苏经济的潜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建设中，虽然不必担心根本的制度性经济危机，但必须保持对经济波动和“脱实向虚”的警惕，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同时要把金融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通过⌒　廉价劳动力和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加入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大循环中→的做法，使我国很难摆脱在国际分工中受剥削和受掠夺的被动地位。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金融性泡沫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不强※导致的，这反映了我国经▓济面临的产业结构失衡、自主㊣　创新不足等的问题。如何从制造业大〖国转变向制造业强国，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在实现数字化创新型国家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这都是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前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三）劳资关系理论研究

雇佣劳动关系是』调节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形式，是资本积累体制的基础。调节理论认为，雇佣劳动阶级的变化规定着经济变化的秩︾序和节奏，也规▽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资本积累的范围，在资本主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劳动关系形态来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伴随ω　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先后产生竞争性劳动关系、泰勒制劳动关系、福特主义劳动关系和金融主导性劳动关系，劳资矛盾也从最初单纯的工资问题演变为生产方式、工会组织、产品需求等多方面的复杂矛盾。当然，由于实质上放弃生产关系线索的研究方法，调节理论中的雇佣劳动关系理论成为一种目的明确的争取更高福利待遇的政治斗争，一种试图缓和进而维持资本主义生产的办法，即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推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不◤断完善，而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灭亡。

无论是外延型积累体制还≡是内涵型积累体制，调节理论从雇佣劳动关系制度形式的视角出发︾研究资本主义，都包含着对劳资关系状况的大量分析研究；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探索转型期劳动关系协调合作机制，构建并完善和谐劳动关系体制，也是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课题。作为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旨在构建一种全新的基于劳动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劳动关系作用机制，即建立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化的、体现了公平正义的、能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并处于良性运行之中的劳动关系。（吕景春、李梁栋，2019）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属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制度形成和资本ξ　主义多样性理论研究

就理论¤内容而言，首先，调节理论从社会生活最广︾泛最普通的冲突入手，说明制度是一种调节社会冲突的政治经济均衡、而非交易成本最小化必然演化的结果。制度是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共同作用来调节社会的，由于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的存在，改变现有的制度非常困难。其次，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主要是指时间可变性和空间多样性。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交替发生的历史，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的交替中逐渐演变发展；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制度▂和环境，它们的经济制度都是在各式各样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并没有向着某种所谓最优表现形式趋同或收敛，暂时地表现出较高效率的美国型资本主义模式既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趋同↑的经济模式，也不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模仿的对象。因此，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必须把概念工具和现实条件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创新调节方式和经济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都要面临着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变革问题，甚至往往还要面临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阻碍。调◣节学派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和制度形成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为何和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依据：首先，我们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对西方经济理论亦步亦趋；其次，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充分尊重客观的历史条件，利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把握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形成科学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五、结语

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为基础，植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的丰厚土壤，饱含历史深度和国际视野，借鉴不同经济学理论中科学的部分，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特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境界◥。

就本文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要借鉴调节学派的理论，概括总结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材料、新事实，提炼升华出新概念、新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办法。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发展理念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都可以从调节理论中得到启示。调节理论的研究框架和逻辑思路可以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调节理论的借鉴和参考必须是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展开的。因为从本质上讲，调节理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它的一切理论分析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进行的自我↓改良，而没有根本触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学习和借鉴调节理论的同时，要严加甄别和筛№选。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分支，调节学派的研究在中国尚有广阔发展空间。当然，文章只是进行了初步探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待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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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怎样一门科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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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人被誉为法ぷ国调节学派“三剑客”，是调节学派第一代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

[2] 一般认为，2003年、2004年在法国召开的∏调节学派的年会，是调节学派新老交替的标志。

[3] 例如，在马克思生产方式范畴的基础上，调节学派提出“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发展模式”、“制度形式”等概念；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提出“内涵型积累”和“外延型积累”等概念；他们还继承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和阶级分析等理论和方法。

[4] 上世纪6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宇野弘藏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为“原理论”、“阶段论”和“现状分析”三阶段理论体系；但宇野理论中存在原理论分析中“十九世纪特权化”、现状分】析空洞化和同一研究对象被分置于两个子系统进行研究的问题。通过阶段划分和一系列中间层次概念组成的理论体系，调节理论解决了宇野理论中的这些问题。